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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中的信物看女子爱情观

添加时间:2016/12/0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那么当这种代表诚信的物件出现在男女之间时,融合了双方在爱情方面的忠贞,“君当作磐石,琴当作蒲苇”,以物为证,使得信物蒙上一层更美的面纱。
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
  摘要
  
  冯梦龙的《三言》中有大量关于男女恋爱婚姻的篇章,在这些篇章中爱情信物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信物不仅在文中起到串联情节的作用,同时暗喻坚贞不移、高尚珍贵的爱情。这些信物体现出来晚明女性渴望真情、重视才情等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从中可以看到晚明时期社会突破理学藩篱、肯定人欲、强调人情的重大变革。
  
  关键词:信物;爱情观;主体意识;人欲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一、三言中信物体现的爱情观
  (一)渴望真情,肯定情欲
  (二)自我意识,重视才情
  (三)坚韧执着,大义助夫
  二、爱情信物的作用
  (一)全文线索的结构作用
  (二)情感隐喻的表达作用
  三、三言中爱情观的产生原因
  (一)尊情思想兴起
  (二)女性意识加强
  (三)迎合市民趣味
  结语
  参考文献
  
  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以物为信的情节,这类物件即称为信物。信物既可用于君臣之间,如窃符救赵中的虎符,代表君臣之信;又可以用于家庭或者朋友之间,如江流儿随身的血书,是母子之信;如金兰之交的换帖,是朋友之信。那么当这种代表诚信的物件出现在男女之间时,融合了双方在爱情方面的忠贞,“君当作磐石,琴当作蒲苇”,以物为证,使得信物蒙上一层更美的面纱。
  
  在古代,女子没有过多的自由,一生依托于男人,所以爱情对他们而言是无比珍贵的。在定情或者离别时,她们通过赠送信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表达自己的爱情。不同的信物代表的意义不一样,体现出来的爱情观也不一样。
  
  《三言》中描写到爱情信物的有十七篇,既有男女互赠以定情的物件,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两人互相赠送信物;也有联结男女双方关系的物件,如《范鳅儿双镜重圆》中夫妻各执一半宝镜,以期待来日再相聚;或者是在爱情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物件,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正是因为王娇鸾遗失罗帕被男子捡走,而引出的一段爱恨情仇。
  
  一、三言中信物体现的爱情观
  
  (一)渴望真情,肯定情欲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1]1中,珍珠衫被蒋兴哥留于家中,赠予妻子三巧儿作为离别之物,代表的是蒋兴哥和王巧儿的爱情。当三巧儿再将这件“珍珠衫”转赠情郎陈大郎时,作为蒋王定情信物的“珍珠衫”就转变为陈王之间的爱情。珍珠衫是蒋家的传家宝,珍贵异常,并且还是蒋王的爱情印证。王三巧将其转赠给陈大郎,足以证明她对陈大郎之情也如这珍珠一样是至真的。这件珍珠衫足以证明了王巧儿在这各阶段全身心的爱情,而不是水性杨花的,她对蒋兴哥和陈大郎的感情是一样的。正如这珍珠衫一般,完整,真实,弥足珍贵。最后这一大团圆结局正是对当时社会普遍要求女子“生死事小,守节事大”这一观念的反驳,这里肯定了女子和男子一样,都有情欲,在感情空仓时,女子也有移情的权利,并且女子改嫁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并不需要守着贞节牌坊过一辈子。
  
  女子的新的爱情观还体现在她们渴望真情、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为了证实自己的人格尊严,扞卫自己最珍贵的爱情,虽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决不后悔,她们的命运多以悲剧收场。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2]331中,当李甲将她卖给孙富时,孙富要求“得丽人妆台为信”,因为在古代,女子的梳妆匣是可以代表女子自身的,所以梳妆匣的归属就意味着女子自身的归属。而杜十娘的梳妆匣同时也是一个百宝箱,价值千金,更使得杜十娘的爱情格外的稀有和珍贵。而杜十娘最终选择了抱着百宝箱跳入水中,正是因为她认清楚身为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被人随意买卖。更重要的是她所认为最珍贵的真情付诸东水,不被珍惜,她的爱情得不到回报和尊重。而最后她将价值千金的百宝箱怒沉海中,就是意味着她的爱情和她的生命都将消逝。她正是用最后这决绝的方式祭奠她的爱情。
  
  (二)自我意识,重视才情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女子不再拘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接受教育,有了一定的学识,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敢于追求自身幸福。
  
  《王娇鸾百年长恨》[2]354中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这就奠定了王娇鸾本身的文学底蕴十分深厚,而家族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但是王娇鸾若是个没有才情的,倒也不会惹出那一段相思来。她看到周廷章的七言绝句,不仅仅是待嫁女子的心动,而且满肚才情不肯埋没,既爱慕他的才情,又想在他面前展露一下自己的文采,一来一往成就了以诗词定情的缘分。后又有数次诗词唱和,可见双方对彼此文学才情的认可。双方见面后,王娇鸾并不因情失态,自陈“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爱相怜”,并不做苟且之举。这从侧面佐证了女子对于择偶对象才学的重视,以及女子自爱的品格。最终更是以《绝命诗》及《长恨歌》两篇长书,将一身才华及怨恨展露无遗。前有才女择才子的自我追求,后又不甘于被玩弄欺骗的品性,不得不说是接受教育、本体意识觉醒的结果。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2]306中莺莺看到张浩题在绣带上的诗句,赞道:“君诗句清妙,中有深意,真才干也。”可见这一时期的女子不仅已经冲破了别人摆布婚姻的枷锁,并且有了自己的审美标准。而李莺莺主动追求爱情,并主动要求互换定情信物:“愿求一物为定,使妾藏之异时,表今日相见之情。”虽然后来张浩因为父母之命另外娶妻,但是莺莺以“此愿若违,含笑自觉”来证明自己对“定情信物”的忠贞,从而迫使父母同意其与张浩之婚事。后又以两信物为证,使龙图阁侍陈公最终不得不“曲与汝等成之”.这正体现出女子对自己真挚感情的重视,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爱情观,而非困于女子的怯懦和羞涩中。
  
  这种求偶标准已经超越了容貌、财富等外在因素,而上升到才情思想等内在精神的层面。这种以诗词信笺作为信物的,以物传情,借词传意。双重的内涵既为两人之间的爱情增添了风雅而浪漫的色彩,也表现出女性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展露自己的才华和聪慧。
  
  (三)坚韧执着,大义助夫
  
  三言中还有一些相关篇章,虽然表现的是传统的婚嫁模式,但是其中并不完全呈现出陈腐的女子惟命是从论,而是加入了一些新的先进的爱情观。
  
  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1]28中的顾老爷嫌弃鲁家败落,意图悔婚。其女阿秀则认为:“妇人之义,从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所以和母亲暗自叫鲁公子前来,意图助其银两,可以行聘。梁尚宾冒名顶替,毁了阿秀的清白,于是阿秀赠与鲁学曾金钗钿聊表念想,然后自尽。这其中顾鲁二人固然谈不上爱情一说,但是从阿秀在嫁人择婿这一过程中,不嫌贫爱富,而是固守承诺,当错已铸成无法挽回,更是送出金钗钿,表示勿再念妾。从赠金一事上可以看出阿秀的爱情观融入了男子的诚信之义,以及贫贱不移的高尚品格。
  
  《范鳅儿双镜重圆》[2]107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2]204是同一种夫妻团圆模式。范鳅儿与顺哥成婚后遭遇征剿之乱,于是各执一半鸳鸯宝镜以作来日再见的信物。后果真因宝镜重圆。宋小官被女家嫌弃而流落孤岛,后因一顶破毡笠和妻子相认。这两篇表面上看是宣扬烈女不侍二夫的言论,但是细观究竟,可见顺哥对于和范鳅儿婚姻的执着,来自于她认为“范家郎君,本是读书君子……不做伤天理的事。”可见她是基于丈夫的道德品质才决定坚守婚姻的,而不是良莠不分的。即使后来宋小官化名钱员外,以千金为聘也不心动。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上升到义的高度。非男女之情,而是朋友之义。
  
  二、爱情信物的作用
  
  三言中有十七篇关于爱情信物的篇章,这些爱情信物不仅仅是为了推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进展,还有作为全文线索,表达情感,爱情隐喻等多种作用。
  
  (一)全文线索的结构作用
  
  具有贯穿全文作用的信物,一般都直接体现在篇章标题中,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范鳅儿双镜重圆》,《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都可以明显看到每篇的主题物件。这些物件一方面是文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信物,另一方面也是推动全文发展的重要线索。《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珍珠衫贯穿全文,从一开始出现在蒋兴哥赠送给王巧儿时,推动夫妻之情发展;后来又出现在王巧儿转送给陈大郎时,后又出现在陈大郎拿出来给蒋兴哥看,推动蒋兴哥和王巧儿的和离;之后平氏看到珍珠衫,以及改嫁给蒋兴哥,又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发展之巧合。可见这件珍珠衫贯穿全文,推动情节和矛盾逐步发展开来。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破毡笠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宜春拿针线缝补这个破毡笠,给宋小官使用。第二次出现就是推动二人相认,两人同对这个破毡笠吟诗,正是由于宋小官的“虽则锦衣还,难忘旧毡笠”使得两人确认对方身份,夫妻得以团圆。这个破毡笠贯穿全文始终,将宜春和宋小官的相识相恋都贯穿其中。
  
  (二)情感隐喻的表达作用
  
  从三言中可以看出赠送信物这一行为主要由女子发出,可见女子在追求爱情这一过程中十分主动。而这些信物主要分为金玉珠宝类,如珍珠衫,金钗,戒指,千金,百宝箱等;诗词纸笺类,如词笺方胜,香罗词笺等;还有一些女子的随身用品类或普通日用品,如合色绣鞋,香罗,纸伞等;这些都是古代常见的定情信物。之所以它们成为历代爱情故事中约定俗成的爱情信物,都是有一定的隐藏的情感意义于其中的。
  
  情比金坚是爱情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作为爱情的承载体即爱情信物就需要具有坚硬不催、难以损坏的特点,所以金玉珠宝等十分适合充当这一爱情承载体。如杜十娘的百宝箱,价值连城,同时也意味着杜十娘的这一份感情也是十分珍重的,李甲和孙富这一类人一定会对杜十娘的百宝箱十分珍重,但是他们永远不能以同等的心情对待杜十娘的感情。
  
  《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鸳鸯宝镜也有同等的意味。在我国古代,成双成对的鸳鸯是爱情最好的归宿,尤其是鸳鸯重情的特征更是惹得爱情中男女都以此作为夫妻美满的象征。范鳅儿和顺哥分离时,鸳鸯宝镜也一分为二,当二人重逢时,宝镜复原,夫妻团圆。这正是用鸳鸯宝镜做信物的巧妙之处,不仅是从外在形状上团圆,也是从内在情感上得到重合。
  
  在古代女子的闺房用品和随身物品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含义的,这些物品都是代表这个女子本身或者是女子贞洁的。一旦女子主动赠送香囊,绣鞋,都是隐含了以身相许的意味的。而男子得到女性的这些贴身用品,可以直接上门提亲的。如《红楼梦》中迎春的金凤钗丢了,邢夫人正是质问难道乞丐拿着她的东西来求亲也要答应,可见在古代,女子用品的代表意义。在古代封建礼教中并不允许女子在情事一事上有自主权,但是在三言中可以发现不少女子都是主动送出这些随身物品的,如陈玉兰将自己佩戴的戒指拿给侍女去请阮三,阮三这才敢来。《陆五汉硬留合色鞋》[3]215中张荩正是由于潘寿儿抛下一只绣鞋,才能确定潘寿儿对他也有意的。
  
  还有一种则是女子将情思写于花笺或者罗帕上,送与男子以示心意的。这一方面可以看出虽然女子自身的学识修养是不落于男子的。这种以诗词传情的方式在三言中也比较多,《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王娇鸾和周廷章往来诗句,一面表达自己也对其有情,又劝诫其努力读书考功名。《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之所以美丽,也是因为二人相知之情,这种知音之情超过了普通的男女情欲,更具有魅力。
  
  信物既然是作为自由爱情的见证,那么它势必和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背道而驰的。从《三言》中的相关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中后期女子的爱情观不再是一味地嫁鸡随鸡,或者是忍气吞声,而是转向恋爱自由,大胆追求。正如《崔待诏生死冤家》[2]62中的秀秀,无论生死,都要和崔宁做夫妻。这种蔑视礼教,不受贞洁观念桎梏的爱情观到明代晚期达到高潮。情之一事,本就在于一个真字,而爱情则更是女子追求真心、顺从真心最为强烈之表现。
  
  三、三言中爱情观的产生原因
  
  (一)尊情思想兴起
  
  明中晚期,虽然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相继失败,但是程朱理学仍然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动摇,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李贽的童心说开始占据主要地位。不仅反名教,还肯定通俗文学的地位,肯定人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明晚期尚情的观念,以及在文学作品中拔高情之地位的现象。
  
  深受这种社会思潮影响的冯梦龙提出“情教说”,也是晚明“尊情”思潮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性情不虚假。……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4]三言中所讲述的故事或人物,都体现了人物的真情实感,并将其融入到整个作品中浑然一体,将人的欲望与情感表现得很真实,与封建礼教进行了无声的抗争。这种情尤其体现在三言中的女子身上,这是因为冯梦龙也肯定妇女的才智和情欲,在他另一作品《智囊》中,专辑《闺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闺智部贤哲》总评曰:“谚云:‘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5]正是因为社会思潮的影响,才使得他提出如此大胆的男女平等观念,才能写出这种女性的新的爱情观。
  
  (二)女性意识加强
  
  商人历来是地位最低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也并不高,但是正是因为商人的历史地位问题和其职业的外放性特征,使得商人并不十分重视对女性的约束,反而使她们成为反礼教最为明显的一个群体。尤其是明代晚期,商业发展迅速,商人家族的女性成员,不仅仅担负起家庭内部事务,还要分担一部分商业行为,这就促使了女性走出闺阁,开始和外界进行接触。在这一时期,新思想的兴起,尚情文学的昌盛,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势必会影响到女性的传统守旧思想。并且在家庭教育方面,无论是想提升社会地位的商人家族,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人家族,都不再固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恶习,而让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这样就使得女性开始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追求情感上的满足。
  
  (三)迎合市民趣味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商业开始萌芽,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渐上升。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相应的社会文学氛围也开始改变。市民阶层文学迅速兴起,并且这种俗文学展现出一种新的观念。从爱情的信物的种类可以看出,信物大多数是一些俗物,正是因为俗,才更接地气。这种日常可见,贴身所有的俗物,更容易引起市民的共鸣。
  
  除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印刷业的迅速发展也是一重要原因。晚明的印刷速度和印刷效率变快,并且出现大量个人印刷作坊。为了能有更好经济利润,书商们会选择最能反映时代气息,最符合市民审美品位的作品进行印刷售卖。三言是晚明畅销书籍,其中囊括了各色人物以及社会风貌,堪称是晚明的《清明上河图》。所以一经问世,立刻被书商印刷进行售卖。这种印刷书商的文学敏感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三言中体现出来的女性自觉意识是十分具有时代性和前沿性的。
  
  结语
  
  “定情信物”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子自由意识的觉醒,也正是“定情信物”让我们了解这种追求自由背后的巨大阻力。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人民追求自由爱情的强烈愿望。同时,它所体现出的对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和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反抗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也是“三言”这部作品进步性的一大体现。女性意识继续发展,女性的欲望被承认,个人价值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美貌和擅长家事,她们对贞节牌坊不再执着;爱情上的情感因素更多起来,思想上的认同与人格上的尊重成为了爱情中新的择偶标准。这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明小说的爱情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2]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3]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4](明)冯梦龙。情史[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5](明)冯梦龙着,徐继素编。智囊全集[M].天津:线装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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