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富二代”“官二代”是公众视野一个敏感的标签化的语汇，这一现象的出现，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面临的社会分层、利益分配不均和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在当代新媒体技术应用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应从传播的角度理性看待这种“集体围观”的行为，分析其标签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新媒体；官二代；富二代；标签化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一、“新媒体”的定义
二、何为“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化
三、“富二代”“官二代”标签化现象的社会原因
1.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社会分层加剧
2.“仇官仇富”的心态反映出的社会认知偏见
四、新媒体对“富二代”“官二代”标签化影响机理分析
1.体制内舆论场和体制外舆论场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的分化
2.新媒体时代激发了社会公众的“围观”热情
五、“富二代”“官二代”的去标签化思考
1.在社会公众中培植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2.消弭体制内舆论场与体制外舆论场的割裂
3.媒体从业者和社会公众应善用新媒体，树立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源具有很强的代际传承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进入一个利益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各种矛盾凸显的阶段。随着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和曝光，“官二代”“富二代”也进入了公众和媒体传播的视野。新媒体的普及，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渠道，直观反映了普通社会公众对既得利益群体和社会分层的看法。“官二代”“富二代”的标签化现象也就此产生。
一、“新媒体”的定义
媒体，就是传播信息的平台和载体，传统媒体的形态主要有报纸、电视、杂志和广播，除此之外，还有户外媒体和移动媒体等。所谓“新媒体”,从名称上来看是相对于传统媒体形态而言的，因此，新媒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在形式上的延伸，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衍生出新的媒体形态，如博客、SNS社交网络、微博、手机移动终端等，都可以归到“新媒体”的范畴。从这一角度出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为新媒体下了这样的定义，即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
从传播内容上来看，新媒体是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信息的媒体。基于日渐发达的网络技术，新媒体已经摒弃了传统媒体“媒体---受众”的单向传播渠道，而是转向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传播，传播方式和内容都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新媒体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因此，新媒体可以概括为一种基于网络技术、数字通信技术等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形态，以移动电子设备、个人计算机等为接收终端，能够实现即时传播的传媒形式。新媒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传播内容海量且呈碎片化的形态，传播速度快，已经超出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和舆论控制的范围。
在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已经不是稀缺资源，传播渠道也因技术进步而拓展。每个人都能够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手机网络用户的增加，彻底打破了舆论场中精英传媒对大众的把控，实现了信息的对等传播。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信息碎片化一方面是指在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知了非常多的信息，但却不能够消化理解；另一方面也指信息本身呈现方式的碎片化，大量的信息只是以表面、简短、肤浅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在碎片化的信息传播现状下，大量公众并不能依靠自己的思考做出判断，而是将意见表达寄托于意见领袖（opinio nleader）和网络主流舆论上。因此，无论是人们接受信息，还是对信息做出评论，都难以做出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判断。
二、何为“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化
所谓“富二代”,特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继承父母的大笔财富的年轻一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的子女。“官二代”又指“权二代”,指因为血缘和亲缘关系，优先获得父辈的权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一代。在公共视野中一般含有贬义。
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都反映了处于一定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将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掌握的社会资源（包括人际资源、财富资源等）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及现象。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
“富二代”“官二代”只是一种客观描述，并不具备价值判断的意义与功能。但是根据网络搜索结果和舆论显示，公众对“官二代”和“富二代”普遍持调侃和仇视的心理。这种消极情绪扩张和弥散导致了公众对“富二代”和“官二代”负面的标签化认识，并且加大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间隔，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和发展。
三、“富二代”“官二代”标签化现象的社会原因
社会公众对“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标签化”的负面看法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简析如下：
1.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社会分层加剧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深刻变革和调整，社会结构最直观的改变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新整合，社会阶层从单纯的农、工、知识分子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层、私营企业主、工人、农业劳动者等多个社会阶层。不同阶层之间，其社会分工、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最直接、最有决定性的差别当属收入水平的差距。收入差距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在消费方式、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别的加深也会自然而然反映在家庭代际传承与变化上。在社会分层的背景下，上一代人为其子女提供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源方面的差异会直接体现在下一代身上，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得以出现并确定。随着特定的“圈子”的形成，那些处于较高等次的社会阶层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排外性。
2.“仇官仇富”的心态反映出的社会认知偏见
社会心态的走向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心态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社会心态产生于每一个社会公众个体，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公众，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社情民意、社会热点和社会公众情绪的折射和反映。随着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我国当前的社会心态最显着的变化是公众焦虑感的增大。普通社会民众往往面临着来自工作、学业、环境、前途等各种外部压力，因此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焦灼不安的心态。同时，随着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的加剧，社会心态中的不公平感增强，“我是弱势群体我怕谁”的心态在社会各阶层滋生并传播。尤其是当“富二代”高调炫富、“官二代”公权私用等社会事件的曝光，更加剧了社会较低阶层的“群体性怨恨”的心态，从而产生了人们对“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这种不良社会情绪的滋长，给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沟通和互动带来极大难度。
四、新媒体对“富二代”“官二代”标签化影响机理分析
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讲，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放大了媒体炒作的效应，为社会消极情绪的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体制内舆论场和体制外舆论场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的分化
目前我国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即“体制内”舆论场和“体制外”舆论场。前者指的是各级宣传机构、党报、网站等，由政府主导；后者泛指各种民间传播渠道，如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由民间意见领袖主导。
“体制内”舆论场以正面宣传为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并不愿意深度报道社会负面事件，因此，“体制内”舆论场在信息传播上难免呈现出片面、滞后的特点。而“体制外”舆论场则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和公众关注优势，对社会公共资源的运用展开监督，并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处于社会较高阶层、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人们进行“舆论监控”.随着体制内舆论场的媒体话语权一路走低，体制外舆论场即民间舆论场得以繁荣。许多关于“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负面报道也首先来源于民间舆论，进而才进一步传播并渗透到体制内舆论场中去。
2.新媒体时代激发了社会公众的“围观”热情
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成为“当事人”.社会公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例如微博，在数以亿计的网民推动下，体现出了可观的社会监督效用。在微博发信息几乎零门槛，信息到达“微博广场”,可被所有微博使用者看到。微博上加关注与转发功能的应用，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极易形成网络舆论。微博建立在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在较为分散的网民中形成了有一定共同身份的组织人群。年轻网民更关注社会公共权力、公共道德等社会公共事务和问题。社会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公共空间的发展，网络成为事件现场的第一新闻源，这种“集体的力量”足以搅动整个社会。因此，网络激发了网民的“围观热情”,尤其是在本就不平衡的社会心理的推波助澜之下，“富二代”和“官二代”们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就会成为网络围观的对象。
五、“富二代”“官二代”的去标签化思考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使社会各阶层能够充分流动。“富二代”“官二代”归根究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去掉“富二代”“官二代”妖魔化的标签，培植宽容、进取的社会心态，才是政府和当下学者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1.在社会公众中培植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随着社会分层的出现和加剧，中国社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利益协调危机。社会公众的心理压力增大，尤其是弱势群体人微言轻，不良情绪积聚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关于社会心态的内容，即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更需要发挥各类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重视群众的利益表达，完善政治、经济、法制、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2.消弭体制内舆论场与体制外舆论场的割裂
新媒体的应用和传播方式迎合了社会公众的心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社会大众求新、求异和民间媒体过度追求爆炸性新闻所致。如此一来，官媒党报的体制内舆论场与民间媒体、社会公众的体制外舆论场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割裂，如何弥补这条裂痕也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首先，应充分尊重新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其次，政府宣传机构和党报、党媒应该放下“架子”和“腔调”,以新媒体的形式作为信息和社会主导价值观传播的平台，让文化建设更贴近大众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求。
3.媒体从业者和社会公众应善用新媒体，树立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
在“富二代”和“官二代”中，也不乏勤勤恳恳、成绩斐然的佼佼者，但是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报道却难以引起社会反响，反而是那些关于“富二代”“官二代”炫富、违法乱纪、公权私用等负面报道屡屡见诸报端。不少新闻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利用并操控网络舆论，丧失了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和责任感。因此，媒体从业者必须引导社会公众善用自己手中的传播工具，树立起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从而在分析社会事件中做到客观、公正，避免给某一群体贴上“妖魔化”的标签。
参考文献：
[1]傅金珍。社会心态失衡与治理对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10）：62-68.
[3]田迎娣。微博传播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闻知识，2011（10）：6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