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各国都希望保护气候，从而使自己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但从近期看，谁都不愿意自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减排会使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影响。每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采取更多减排行动而使本国收益。
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
摘 要
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避免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必须解答导致环境恶化的核心原因。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导致环境恶化的两个核心因素为市场调节的失灵和政府管理的失灵。
关键词：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学；原因
目 录
摘要
关键词
一、市场调节的失灵
（一）“经济人”的道德准则不利于环境保护
（二）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清晰
（三）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对于具体行为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二、市场的内涵不利于现代自然资源的管理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人类代与代之间的资源共享问题
（三）人类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问题
（四）自然资源市场关系的模糊使得它的多种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
三、政府调节的失灵
（一）公共政策的失灵
（二）管理的失灵
参考文献
面对着环境的恶化，人们不禁要问：谁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呢？有人说是人口过剩，有人认为是生活过于富裕，而有的人则认为是人的内在进取性，还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而且都言之凿凿，似乎都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终究都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环境的变化，则不难发现，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反自然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和政府调配失灵的表现。
一、市场调节的失灵
工业大革命以来，西方文明迅速成长为全球最为强势的文明模式。它的本质就是市场竞争和资本利益的最大化，突出的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由市场至关重要。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自由至上的市场调节都被视为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一定差距的，现实中的经济活动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政府的干预都说明市场不是万能的，时刻存在着失灵的危险。对于正常的商品经济活动，市场的作用尚且如此，更何况环境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了。
（一）“经济人”的道德准则不利于环境保护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它是指以追求自身最大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并以此作为选择行为方式准则的经济主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了经济人的本质：“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2]
因此，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人采取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经济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比如，企业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成本的最小化，拒绝采取环保措施，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这就是典型的追求个人经济理性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表现。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污染制造者能追求经济理性，那么污染受害者同样可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向污染制造者提出赔偿，从而达到环境保护，实现市场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兼容的和谐局面。
从理论上看，这样的主张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使得“经济人”的行为不能满足环境伦理的要求。
（二）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清晰
像空气、水、大气层等这些关系环境安全的自然资源很难说是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哪个人的，它们甚至都不只是属于全人类，而是整个地球生物的公共产品。这些自然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使得人类总是采取一些短视的行为去满足自我的一些狭隘利益需求而无法受到惩罚。比如说，一个印度的农民烧掉森林开垦荒地的行为在他自己看来是为了生存，无可厚非，但是这一对环境的破坏很可能会影响到大洋彼岸一个印第安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影响我们一时半刻还看不出来。我们可以尽情谴责这种为了自我的狭隘利益对自然造成无限伤害从而引发的悲剧事件，但终究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阻止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清晰界定森林或者空气这样自然资源的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有可能采取相同的“搭便车”策略，以此来转移或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环境资源成本，所以，“公共地”的悲剧一再发生。
（三）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对于具体行为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环保法规不可能禁止或惩罚所有的破坏环境的行为。“经济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利用法律漏洞破坏环境。比如，发达国家的很多跨国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忽视环境保护的法律漏洞，把一些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追求高额利润而不用承担环保责任。
二、市场的内涵不利于现代自然资源的管理
现代自然资源管理中包含一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市场是供应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商品交易，其受益者仅为交易行为的主体方面，而不是作为商品的自然资源本身。因此，自然资源无法利用经济逐利性的市场去保护和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这样，试图通过市场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超越了市场固有功能的范畴。
（二）人类代与代之间的资源享用问题
由于后代人类不能在这一代人的市场中直接成为交易行为的主体方面，因而无法实际地与当代人类竞争并争取公平的资源享用权利。这样，试图通过市场来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和人类代与代之间享用资源的公正性，显然也超越了市场固有功能的范畴。
（三）人类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问题
由于现有的市场构架是建立在个体的经济逐利性之上的，它并无以环境逐利为目标的机制。因此，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本身来自发地推动污染控制和环境治理恢复活动，仍然超越了现有市场功能的范畴[3].
（四）自然资源市场关系的模糊使得它的多种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
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它可供人们享受，具有精神价值；为生活质量提供间接贡献，具有环境价值；维持生态平衡，具有生态价值；可供将来使用，具有选择价值[4].但是，可惜的是，由于市场的局限，自然资源的这些价值都没有得到反映，只能部分地反映其经济价值。
而且，由于相当多的自然资源产权界定的不清晰，使得它们不能像正常的商品一样进入市场，形成价格，大多自然资源都是被使用者无偿获取。即使有一些自然资源比如城市用水有一定的市场关系的存在，但是缺乏衡量其真实价值的标准，只反映了加工其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使其价格严重偏低，与价值不符，不能真正的为人们所认识。再加上有些政府部门在这些自然资源不充分的市场关系中施加了过多的行政干预，比如，财政补贴，使得本就廉价的自然资源更加不能反映其价值，造成浪费惊人，甚至会采取不理性的消费。
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商品因为短缺而价格上升时，消费者会选择用自己的钱包来投票，也就是寻求功能与其基本相当的代用品。但是可惜的是，在对自然资源消费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关系几乎很难发挥其调节的作用。因为相当多的一些消费者往往采取非理性的、盲目的攀比态度，以彰显其社会地位。如，中国的一些先富阶层，刻意追求对一些珍稀物种的消费，像果子狸、野山鸡、象牙等，哪怕这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但他们认为这是彰显其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对此，“护鲨大使”、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在公益广告中指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美国的两位专家也在畅销书《只有一个地球》中写道：“如果对消费品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地使用能量，那么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5]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并没有能够对自然资源起到合理的调配作用，从而成为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市场的失灵，政府被认为是纠正这一致命缺陷的有效因素。在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就像“经济人”一样，是理性的，它通过税收或者有效的货币政策来纠正市场的失灵。应该说政府的干预在大多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是卓有成效的，如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之于美国 1929 年的经济危机，但是可悲的是，面对着自然环境这种极具特殊的公共产品，政府与市场一样，经常处于失灵的状态。
三、政府调节的失灵
（一）公共政策的失灵
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政策、法规以及行政管理措施来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存在着种种困难、障碍和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执行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政策失灵[6].
这些制约性的因素很多。比如，政府毕竟也是由人来组成的，官员们要受到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的局限，“所拥有的信息都是有限的， 并且决策信息的获得总是困难、需要成本的，因而许多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做出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政策失效。”[6]即使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取足够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解决环境问题时，照样会出现失灵的魔咒。因为从理论上讲，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但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一定偏差的。所谓的国家利益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内部各集团的利益，如果各集团的利益完全一致，它就是全部集团的利益；否则，它就只能是一部分集团的利益[7].2002 年 4 月，一些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强行登上了装有非法从巴西热带雨林砍伐的红木并运往迈阿密的货船，美国检察当局为了阻止绿色和平组织，竟然准备以“贩卖水手”罪来起诉他们。这显然并不代表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而只是代表木材进口商的利益。这对于环境保护没有丝毫好处，只能鼓励破坏环境的恶行一再的出现。
（二）管理的失灵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这标志着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形成。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哪个国际权威或者政府能够凌驾于自由国家之上，整个国际体系呈现出无政府状态。
用美国着名学者肯尼思·沃尔兹的话来说，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而这种自助的体系又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8].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是感觉安全的，“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无论系统中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都不得不与安全困境并存，因为造成安全困境的不是各国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国家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无法得到解决，只能加以或难或易的应对。”[8]
实力弱小的国家或者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对此感受更为深刻。除了大力发展壮大自己外，别无他法，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这是一个自助的体系，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只能有一个选择--尽快增强自身的实力。实力越强大，自身越安全。因此，落后国家只能实施赶超战略，追求超常发展，来缩小自己与强国之间的差距。
赶超战略或者说跨越式的发展需要先进的技术做支撑，但可惜的是，科技的差距本就是强国与弱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所以，落后国家为了尽快成长为先进发达的现代化
国家，只能诉诸于政府对经济的强行干预，走粗放型的资源消耗式道路。在赶超战略的激励下，落后国家往往忽视自身的客观条件，盲目蛮干，追求短期效益；并且往往将经济发展置于首要地位，即使明知其环境后果。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德国和苏联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都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现在我们去日本旅游，往往感慨于它的山清水秀、碧海蓝天，但是要知道，曾经的世界八大公害中，有四大公害是发生在20世纪 50-70 年代的日本！
“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说：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话用在环境恶化的原因上再合适不过。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今天出现的环境问题大都与盲目的超越战略有关系。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能使十几亿人口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的生活，这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这种发展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发展，我们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中国现在还没有摆脱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这不只是哪个国家的悲剧，这是全人类的悲剧，这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就的国家间管理失灵的后果。它使得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面临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奥兰·杨指出：“在缺乏有效治理或者社会制约的情况下，理性的自利者很难实现集体物品，集体物品的实现过程总是会带有缺陷的。”[9]“从长远看，各国都希望保护气候，从而使自己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但从近期看，谁都不愿意自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减排会使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影响。每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采取更多减排行动而使本国收益。”[10]其结果是一次又一次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国际会议无功而返，地球在人类的争吵中持续恶化。
参考文献：
[1]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5.
[2]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25.
[3] 徐嵩龄。论市场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关系[J].科技导报，1995,（2）。
[4] 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 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1972.
[6] 高炳华。政府失灵及其防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1）。
[7] 李增刚。国家利益的本质及其实现：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
[8]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 Oran R. Yo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m1989. p.199.
[10] 庄贵阳，朱仙丽，赵行姝。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