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

　　引论

 

　　2017年1月,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着名作家周梅森潜心八年,六易其稿,沉寂十年,开年巨献,大尺度反腐题材作品《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作品甫一问世,好评如潮,评论者多认为此作品确系"民心所向、举国关注、世界焦点、未来命运"之力作,被贴上了"2017年第一剧"、"中国顶级政治剧标杆"等标签.随着同名话剧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一部反腐高压下信念与权欲博弈的大剧给观众上演了一场饕餮大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形式上更为直接,扩大了传播途径与效应.及至同名电视剧开播,"政治小说第一人"周梅森成了当下中国最火的作家.

 

　　有意味的是,据剧本与小说同名而制作的电视剧,阵容豪华,耗资上亿,黄金档排播……大张旗鼓地推宣动作大有此剧先拿到了足以破冰的"尚方宝剑",至少也是有相关领导授意的定心丸之嫌,而事实是传收视率省级之王很有故事.起初确实很没有把握,当审委组熬夜一礼拜看完55集,给出了"气势磅礴,石破惊天"评价时,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其实,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火爆也并非直线型,经历了寻求合作方困难、收视率平平等困惑和尴尬,历经从1.5%跌至1%收视之谷,而后节节攀升,"达康书记"、"育良书记"等等成为人们谈资最多的话题,《人民的名义》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反腐剧"刷屏朋友圈,被不少年轻人点赞.大众传媒的助推,文本本身的魅力,大有全民都在追剧的态势,沉寂十年的反腐剧话题重新成为了时尚话题,反腐这个神秘的领域,成为了大家的兴趣点,高育良的"伪君子"形象,陈岩石的以真性情、真党性,政治强人李达康的危险境地等等,充满了延展性,随着"格式塔"的不断地增进与填补,实现着小说的叙事张力.

 

　　事实是,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绝不拘囿于 "反腐"这一主题,更大层面讲,反映的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波澜壮阔的全景图.十八大后,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度层面、机制上完善、道德层面入手,构筑"反腐"领域的新常态,契合了人民的新期盼.如何在意识形态助宣和应和,鲜明的态度就是作家不能缺失,《人民的名义》中既有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颂扬,也有极为真实的暴露:个别为官者色欲包天、官欲膨胀,败坏了党风民风.在周梅森看来,作家作为时代的书记官,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给人民以希望,给人民作现实解释和交代,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这就是写作的终极意义,激浊扬清,批判腐败现象,回应人民群众反腐的期盼,书写反腐涉及层面之宽、贪官职位之高、权力斗争之惨烈,前所未有,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社会效应.综合考虑网络媒体的发酵与助推作用,特定题材的书写与阐释难度及效应,受众对象与主流媒体的接收效应的匹配、消长与对峙等因素,《人民的名义》的出炉就是观众期待、创作空间和创作尺度之间找到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社会公众的接受心理甚至与近距离表现题材的不协调性,直接地暴露社会黑暗面、淋漓尽致地将生活中的腐败及其衍生物展示出来,反而容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误读的尴尬在所难免.

 

　　一、现实主义精神的张扬

 

　　作家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进程中,高扬批判大旗,书写底层民众所承受的历史性悲剧命运及其蕴含的深重悲剧,书写人性善恶博弈,书写改革进程中正邪较量,呈现一个真实的当下中国,张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其中,反腐题材小说特色尤为突出,作品大多以官场、政坛生活为基本扇面延伸,以反腐案件查办为切入点,《人民的名义》以大尺度结构、大格局方向、大视野布局,站在时代大背景下写反腐败,还原一个真实的改革与反腐力量博弈的宏阔场面,建构了辽阔的现实主义,由此成为了其中的代表.

 

　　(一)"现实"精神:大尺度、大格局与大视野现实精神,是指直面现实的胆识、勇气和力量.

 

　　周梅森反复强调自己所做的就是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坚守文学信仰,时刻和着时代的脉搏,时时关注时代的进步.在他看来,《人民的名义》的巨大贡献是找到时间节点,表现人民的文学,没有缺位,其最大的尚方宝剑是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对面对现实的勇气;《人民的名义》是第一次主旋律的作品反映出的民心所向,这里看到了民心所向和人民的力量[1],他认为,不是尺度大,主要还是腐败太严重.

 

　　1.大尺度结构

 

　　过去,我们的作家在写反腐题材作品时,层面很窄,《抉择》仅仅限于国有企业集体腐败,《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国家公诉》《绝对权力》也只是有局限凸显反腐的重要,即使十八大后新近创作《曲终人在》《一座营盘》也仅仅是对腐败惨烈和腐败级别的高攀而已,没有写到副国级领导贪腐,也主要是基于一两个典型案例剖析、延展,没有更多地采取遍地开花式地诉说腐败之惨烈和严重性,与《人民的名义》不可同日而语."尺度之大不在官高,而是我们敢于面对当前的政治生态了"[2],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铁腕反腐的伟大历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赢得民心的真实现状.

 

　　细读文本,可以看到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民群众极度不满、亟需重构的政治生态:在当前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之下,一些官员自己本身不干净,为了规避风险,试图通过不惹人、不工作获取人心,消解矛盾,赢得较高的安全系数,实现自保的目的,有的官员一心沉溺于酒色之中,不谋工作、不担当、不作为,典型的就是那个叫不上院士名字、有姿色的女干部个个熟悉,纯粹是个只会喝花酒的花帅,却还准备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一些官员因仕途无望,消极怠工,耍两面派,漠视群众的疾苦,说一套,做另一套,工作迟迟不肯落到实处,光明区的孙连城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把手绝对权力,在运用权力上做"任我行",为了工作可以不顾程序,大言不惭地呵斥下属,说什么干不好走人,李达康是典型例子,他当一把手,中心就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中心就是二把手,总之他说了算;林南的一个市长过生日368名干部送了289万;如果说花幸福仅仅是喜欢和女干部喝酒,那么岩台市一个组织部长与100多名女干部通奸,有的女干部家属还给人家拉皮条,名存实亡的婚姻在高级干部中确实存在,而且还很典型,位居要职的高级领导干部离婚不离家,组织和外界竟然毫不知情,而且被外界视为模范夫妻,高育良副书记就是这样的;有的高级干部婚姻名存实亡,领导干部为了所谓的升迁,家属为了所谓的影响默许这种畸形的婚姻,李达康书记和市长的圈子主义在干部中有一定市场,差不多快成为明确的画圈状态,不送实干的上不去、拍马溜须的飞速上等等,这些政治生态和现象,百姓都已经心知肚明,议论纷纷,作家在《人民的名义》里通过场面描写、心理暗示以及相关人物的对话、评判进行了真实的揭示,借人物之口大胆泼辣地批评.

 

　　2.大格局方向

 

　　在《人民的名义》里,周梅森继续秉承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直击官场假恶丑等腐败现象,更加大胆而炽烈地将真实将案件的仿似度放大,归整到同类性质的层面和高度,比如小官巨贪现象,比如国家领导人层面产生的腐败,比如,秘书帮、政法帮等等,这些反腐题材创作,取材于现实中真实的案例,都有着原始的素材作支撑,作家都是从生活中来挖掘题材,来达到实现强烈冲击力的效应.故事一开始,那一叠叠百元纸钞构成的钞票墙壁,仿佛一阵飓风袭来的冲击力,产生"极具震撼"视觉效应,"小官大贪"作开篇布局的引子,给整个作品奠定的基调是有腐必反的决心!

 

　　《人民的名义》采取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策略,由赵德汉案子牵涉出的H 省的官场遭遇了雷暴,检察长和反贪局长手机关机,丁义珍神奇失踪.抓捕行动落空,重大信息神秘泄露,H 省官场高层人物的登台由此拉开各个社会层面的活动,基于"想做一个大中国的故事,从官场的高层到底层的弱势群体都有涉及,同时借人物、剧本把自己对中国十几年来巨大的社会思索量容纳进去"[3]这样的考虑,小说站在讲好一个大中国的故事,能把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准确地精彩地反映出来,这样的格局之下,实现文学艺术对主流媒体的积极应和、热切关注和真诚应答,完成了"文学---政治"的建构,达成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传播效应.

 

　　3.大视野布局

 

　　评论家翟泰丰非常熟悉编剧周梅森的创作,担任《人民的名义》总顾问.在他看来,《人民的名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反腐之作,更是反腐题材之中鲜有的站在时代高度,有气势、有温度、有情感的时代之作.他认为,将其定位为反腐作品,有些低,定位为社会政治小说,也不太精准.他认为,"这部作品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周梅森注重从全局上来部署,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层矛盾、一层矛盾把人物关系编织出来.我觉得,它是一部反腐题材的时代作品."[4],他说"这部作品是反腐题材,但不是局限于单纯讲反腐败,是写大社会、大历史,是站在时代大背景下写反腐败,站在人民立场上呼唤伟大复兴."[5]可见,《人民的名义》是时代之作.

 

　　作品从一开始架势和气势就很不凡,从命名就可以窥见其基本基调:那就是勾勒"大中国"画卷,讲述大中国故事,以人民之喜为喜,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诉求为诉求,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人民的名义》在故事推演进程中,将诸多的事件综合形成大的容器,剧中人物的心理在以"人民的名义"为标尺下度量,情绪得到宣泄,即使事件升级态势极度严重也会一次次产生耦合效应.

 

　　(二)"真"的勇气:在场感、真实素材与传媒效应

 

　　1."在场感"

 

　　《人民的名义》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直击现实矛盾和冲突,画面感和体验感极强,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如在现场,如同身临其中一般.总体来看,小说在故事性上精致到位,矛盾冲突自然、逻辑关系畅达、心理描画真切、悬念迭起,给人以冲击和震撼,真实和回味.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题材的"在场感"契合了反腐败伟大斗争,"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反腐,这种情况下,如果文艺不关注、不在场,那就是文艺的失职"[6],这种"在场"创作,是"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是"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也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精神[7];二是每一章节都集中体现了"在场性":从一开始侯亮平首都机场抓人莫名出现雷暴和雷暴区,到丁义珍抓捕消息莫名泄露,从赵德汉家中搜出巨额人民币验钞机坏了十二台,到强拆大风厂与工人对峙,从侯亮平到陈岩石处了解大风厂经济纠纷和蔡成功北京上访的一段对话,到新上任的沙瑞金第一次开常委会的场面………剧中戏味浓烈得如醇酒般耐人回味,人们的好奇、纳闷、激动、震惊、诡异等等情绪,调动着读者对小说文本的续读和对同名电视剧的求解欲望,这就是现场感的驱使与调动.

 

　　安徽日报以"在场"创作筑就文艺高峰为题的报道,算是点了穴位的评论.《人民的名义》从小说的整体构思着眼于"反腐主题",经济发展、改革成效干部素质以及拆迁引发的群体斗殴事件等等,几乎每一章节都没有游离于这个话题,所有事件的缘起、发生与矛盾激化以及最终的事件解决,都是基于反腐效果来度量的.沙瑞金把京州市向全世界进行的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做了不容更改的定性:"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8];在每一章节的构成中,文本力求达到的张力效应,勾勒了场面感,给人以仿佛就在眼前的感觉,不折不扣地说服着"在场"的辐射力和魅力,这样的段子几乎是俯瞰皆是.新上任的沙瑞金第一次开常委会的场面小说用了7个页码篇幅,其中写道:"沙书记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意味深长."[9]

 

　　给人以不小的遐想和联想的空间,对事件定性后,意味深长的背后是什么,究竟是谁的问题,为何那么小的范围丁义珍能够逃脱而且到了美国?一连串的疑问不禁叠生,作家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情绪、行为以及心理描写,勾画了会场和还原了开会的情态:常委们或纠结,或疑惑,或狡黠,或诡异,或无奈的情态跃然纸上,会场气氛时而紧张,时而活泼,时而热烈,时而沉闷,时而庄重热烈,时而剑拔弩张,大有一种无法解读的神秘感在里面,这种感受驱动着故事的推演.

 

　　2.真实素材

 

　　反腐题材作品,直面现实冲突,直面矛盾冲突,直面社会不公,在集结矛盾、暴露问题上往往大胆而惨烈,常用叙事策略是构筑问题丛生,无可奈何的境地,而后绝地逢生.《抉择》、《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大雪无痕》等小说,均采取了这种叙事伦理:一方面将一个真实而惨烈的现状赤裸裸地曝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努力加上领导的出面,促成了反腐斗争的胜利,所谓"光明的尾巴"即时典型的叙事法则.《人民的名义》以真实素材为切入点,赵德汉家中搜到的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块,这个就有原型.小说取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生动实践,基于真实案例进行艺术加工,直面官场矛盾冲突,深入探悉政治生态,鞭挞腐败现象,透视世道人心、褒扬社会正气.剧中惊心动魄的情节演进,与现实中持续推进的反腐败斗争相互呼应,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全方位地铺陈了前些年党内及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诸如官商勾结、警匪勾结、司法腐败、拉帮结派等一系列罪恶,对那些干部懒政、不作为的现象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鞭挞.

 

　　3.传媒效应

 

　　文学与网络的结姻,更加助力传播效应.周梅森深知这一点.他曾经担任过多部电视剧的编剧,谙熟艺术创作的规律.《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都已经搬上银幕,传播效果很好.根据《中国制造》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忠诚》上演之时"街谈巷议,弹射臧否",满足了社会大众对反腐败的心理期待.而今,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播出效应,就更加彰显出作品独特的魅力.剧本与文学文本互相推动影响和扩大传播效应的现象,常常出现.比如,前两年《平凡的世界》播出带动同名小说的热销,今天《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又促成了同名小说的销售额成倍增长,这些都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张力呈现.观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取材于1970年代-1980年代的城乡生活,到了三四十年后的新世纪,还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看《人民的名义》,不由人不思考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一个社会普遍关切的腐败话题,缘何会达到万人空巷,发展成"现象级"作品.

 

　　其实,答案很简单:作家把脉生活的真谛,迎合了时代的诉求和人民的意愿,激活触动了人们的灵魂深处,读者透过"在场感"潜伏的巨大吸引力,找到了自己久违了的体验,宣泄了久违了的郁结情绪,张扬了现实主义精神,产生作品生生不息、常说常新的效果,实现了影响力的扩升.《人民的名义》原着以及编剧引起的轰动,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强大生命力.朱立元先生认为"似真感"效应包括幻觉效应,心理共鸣效应和间接诱导效应等,有无这些似真感效应,以及这些效应的强弱是检验一部作品是否现实主义及现实主义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10]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让人观后产生了认"似"为"真"的审美效应,这种魅力和效应实现了与原着《人民的名义》的同构.

 

　　(三)"巧合"

 

　　艺术书法的运用:巧合、互文性与隐喻手法1.巧合手法依赖叙事手法和特色架构,促成小说的成功效应,叙事论理、文本指向、价值取向等等,这些要素无疑影响着小说的质量,每一部小说或者影视剧作品都有自己的"罗各斯",但其实质而言,还是依着"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的老话来着的.概言之,作品是对现实中人与事的重新翻版之后的排列组合,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带有纪实性又必然是虚构的书写.在这种虚构中,为着故事的推演,作家会苦思冥想地利用巧合延长故事的链条,增强和丰富故事性.否则,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这部被誉为"西方的红楼梦"的作品,一个平凡小人物一生中平凡一天的记录,无论如何不会形成几十万字.

 

　　《人民的名义》就很好运用了"巧合",形成了推动续写并增强着小说故事性的效果,这种巧合小说中俯瞰皆是:侯亮平打算到 H 省抓捕丁义珍,航班无限期的延误,请求季昌明监察长和反贪局长的电话都约好了般玩失踪,害怕丁义珍外逃,恰恰是成了真的现实,明明没有雷暴的产生条件,偏偏广播里不停地播出有雷暴;明明一身正气的李达康,偏偏因为与自己是夫妻的欧阳菁会让对手高玉良挖坑、抓辫子,在两人离婚之后,欧阳菁却试图利用李达康的不知情,险些造成保护犯罪嫌疑人出境外逃的结局,幸亏侯亮平冒着不理解追截用来送欧阳菁去机场的李达康的车,才幸免于难;"9·16"事件中,就在祁同伟准备指挥公安抓人,工人誓死保卫大风厂,一场人民与人民公安的冲突即将引爆之际,陈岩石极力劝解不要清场、动武,并愿意与工人一起面对危险:"要是场内油库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11].

 

　　2.互文性手法

 

　　"互文性"增加了小说叙说的联想意义和指涉事物的多元思索.在当代文学史上,互文现象极为普遍,不乏这样一些实证,由一个标题,可以去牵引驱使读者去阅读相同的小说作品:看到张平小说《十面埋伏》时,容易联想到楚汉之争之时发生的"十面埋伏"故事,但是小说写的绝不是历史故事,而是那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中公安民警的反腐斗争;人们由《沧浪之水》联想到典故"沧浪之水";由格非的《锦瑟》联想到同名的李商隐诗歌《锦瑟》,须兰的《石头记》,其标题让人联想起《红楼梦》[12].

 

　　用《人民的名义》命名,这本身就为小说确立了基调,给人以很多正向的联缀释义、联想阐释,作品正向烛照着官员众生相,展示以"人民的名义"承诺兑现其务实、清廉等等的各种样态,给人以昂扬、奋进的正能量,通过反讽手段鞭笞那些《人民的名义》招牌之下遮掩、伪饰、虚夸、官欲膨胀等丑陋现象.作家建构了明暗两条主线,实现文本的张力效应:明线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考量维度的社会生活,一方面,腐败官员张口"人民"闭口"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号干坏事,"以人民的名义"惩治腐败是题中之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惩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恰是人民名义的集中体现,是民心所向;暗线有两条,一是"人性-权力"的隐形结构,由官场查贪反腐衍射到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另一条则是由腐败案件入手,官员对查腐反贪的心理纠结、自我警醒与自我检视以及对"他者"本能的猜忌心理.

 

　　3.隐喻手法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人民的名义》中多次运用,增加了故事的解读可能,使能指的空间尺度不断延展,这种通过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的手法,暗示出太多太多的内容,不断地增加读者解读的可能性.从开头的陈海感到,"H 省这潭水很深啊,太深了"[13],这里就很好地展示了 H 省反腐的任重道远.

 

　　机场上空的雷暴、赵德汉关于拣麦穗的遐想等等,都是一种隐喻,雪花、湖光、月色,在小说中常常作为一种隐喻出现,形成了文本的另类解读.孤鹰岭对于祁同伟而言,即使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地方,又是他葬身的地方,在这里,作家繁复地描画"雪花"这一物象,构成了一种隐喻,营造了一种境界:大雪无痕,陆天明的同名小说,恰恰最为精确地昭示了犯罪必将自绝于人民这一真理."沙瑞金"与红色瑞金同构,预示着红色江山后继有人,陈岩石、李达康、祁同伟、山水集团、大风厂的命名,会或多或少地让人望文生义,产生别有意味的联系意义:陈岩石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革命意志的坚不可摧,其执着地告状举报可以作为例证,也象征着我们党的事业坚不可摧;李达康及其文中表现,可以见到他为了理想和飞黄腾达,工作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的执着,权力几乎是他的羽毛,因此他的种种强势不足为怪;祁同伟穷苦出身期望通达伟业,婚姻纯属政治追求,这种报复性的举措或许成为了日后祁同伟走向罪恶的一个心节,也从另一方面警戒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性.这里作家用山水集团命名企业,有批判个别领导搞山头主义、搞团团伙伙的寓意在;大风厂则寓意着反腐风暴开始和常态化.

 

　　二、合谋与相悖:应和政治与多元解读的尴尬

 

　　1980代以来,适应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产生的"改革文学",为时代发声,契合了时代潮流,作为改革文学一脉的"反腐小说",周梅森、张平、陆天明等作家不辱使命,"立于反腐、关注焦点,为人民而创作的制高点"[14],为百姓"鼓"与"呼",创作出了《新星》《抉择》《大雪无痕》《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反腐作品,成为了当时时代的强音;而今《人民的名义》就是当下深化改革之时的佳作,选材指向明确与高超艺术表达并不冲突,如何认知?我们要看到,好多时候作品没有直接亮明观点而是蕴含和映射在事件、事端的描述中,在人物心理刻画和形象塑造之中,这为读者留下了读白,为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应甄别是非,才能判断出作品背后的"形而上"的东西.

 

　　(一)与主流媒体的合谋

 

　　1.政治功利性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压倒性态势重拳反腐,党风民风社会风气整饬一新,政治生态和公平公正的秩序有序构建,作为艺术上的应答与回应,作家艺术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以担当的勇气书写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表达这一时期的积极成果,真切地鞭笞腐败现象,极尽能事地讴歌伟大时代反腐的伟大成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铁腕反腐的多向性思考.这其中,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以及被评论界界定为令人震颤的当代"罪与罚"丁捷的新作《追问》,反响最大的当属《人民的名义》.

 

　　从写作动机上看,周梅森试图通过对深入监狱访谈多名贪腐官员和查阅真实案例进行加工,书写当代中国故事,昭示世道人心,召唤公正法治,起到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民的名义》讲述的绝不仅仅是反腐,而是文学艺术对政治事件、政治进程、政治斗争与实践的积极应和与回应,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在这一功利性写作中,作家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将人民的安危冷暖、需求期盼、心声愿望作为核心理念予以呈现,用文学之笔将大中国的大事件映射其中:查出高育良表达了十八大以来全面清理"政治两面人"、营造政治生态的现实;沙瑞金举办学习班,对那些为规避犯错误的不作为、不求升职的懒政怠政者进行培训,常委们唇枪舌剑的组织生活会之后请陈岩石讲党课,对应的正是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事件;田国富、沙瑞金关于互相提醒的交谈,折射出群众路线的红脸出汗实践;副国级赵立春被查表明反腐斗争没有禁区等等.

 

　　2.现实批判性

 

　　与主旋律声音评判"反腐小说"看作品是否久远,其核心价值与评判尺度,关键的还是要看其批判性的力度,是纯粹歌功颂德式的表白,还是淋漓尽致地鞭笞,是对权力异化的人性分析地深度挖掘,直面现实不遮掩地呈现,还是欲说还羞隐形描画,其效应是迥然有别的.

 

　　因切入现实直接、近距离对接,素材的删选、内涵的包孕、情绪的宣泄以及与主旋律的对接上,极易产生或错位、或对峙、或缝合、或契合、或消解的效应.那些在批判中伸张正义、契合百姓对公平的期待,将官方意志与百姓话语缝合在一起的作品,才是"高大上乘"的作品,《人民的名义》具备这样的品质.

 

　　《人民的名义》正是通过对假恶丑的批判,实现着对真善美的扬弃.作品中猛烈批判了官员贪腐行为、为官不为、不讲政治、鱼肉百姓、利用权力贪恋钱财、将权力作为私人工具等现象,批判了人治、片面的政绩观、畸形的补偿心理、虚伪的人生价值观等心理与意识,批判了提拔干部上机制体制的弊端等等.这些批判与对执着于追求反贪反腐、渴望公平正义、以人民为中心等正向心理与作为,形成照应,将批判性与主旋律声音有机融合,形成对反腐的呐喊、对主旋律颂扬的强大态势.典型例子是,高老师与高小凤同居12年结婚6年,吴老师却以精致利己主义扮演者贤内助角色,这种心态折射当下社会和人心的状态,也向领导干部发出拔出病灶需要从自身做起的警示.

 

　　"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孤鹰岭的奇峰异石在风雪中变得模糊起来"[15],孤鹰岭的雪花、祁同伟的自杀、侯亮平的无畏,呈现了人性向善的一面,而不是惨烈地反腐,机械地传达贪官人性恶的一面,祁同伟的自杀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是作恶太多后的心灵救赎.小说中,高育良在烦躁时总是翻地、翻地,这一举动可以看做挖掘人性恶的一个表征.

 

　　周梅森对作品的三个人物塑造很是自足.他认为,李达康作为改革英雄是需要浓墨书写形象,堪称改革的楷模;高育良的"双面人生"作为反面典型,其独特的特点明显,值得党员干部警戒;祁同伟的蜕变,兼有高加林和于连的影子,也是一个值得领导干部反思的案例.作品塑造了侯亮平、沙瑞金、陈岩石、李达康、高育良、祁同伟、丁义珍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祁厅长的直白、高书记的狡猾、侯子的直率、达康书记的霸气、沙书记的恰到好处,通过每个正面人物的言行,揭示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真理,通过腐败分子堕落过程的剖析,警醒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初心,否则将会滑向罪恶的深渊.

 

　　(二)相悖:文本多元化遭遇解读的尴尬

 

　　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看,《人民的名义》一改先前"人性---权力"框架下的二维叙事结构,综合考虑对现实的映射,以及对试图实现小说文本在现实中的原型参照,大胆地植入官场的活动场域,一方面惨烈地暴露官场腐败,给人以不查贪腐就会亡党亡国的理念,另一方面,作家又在对政坛或官场影像的勾勒中,不可避免地呈现解读的尴尬.

 

　　1.法治与人治的叙事伦理

 

　　依笔者愚见,官场小说抑或是反腐小说,目前似乎是处于尚无定性状态.文学评论家李云雷认为,反腐小说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正面人物,是正邪斗争的故事模式,最后正义一方获胜,《抉择》和陆天明、周梅森的作品都是此类.官场小说主要是呈现官场生态、日常运作方式[16],其概念更加丰富,选材集中于官场,权力运用是主要指标,依法用权还是长官意志,这两者的缝隙与冲突,构成了这类小说的叙事伦理.

 

　　反腐小说《人民的名义》作为类型小说,其通俗性以及与当下政治的跟随性,有意无意地削弱着小说叙事的张力,一方面是作家对现实正向价值给予理想期盼,使得文本试图大胆地直接地截取政坛官场的云波诡谲,奠定了解读的多义与歧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正面人物的内心挖掘、心声告白因过于急切从政治政策层面解读,嫁接和斧凿之痕尤其明显.比如,沙瑞金在陈岩石给常委们上党课的叙述中,官场话语的特点明显,文本叙事中,始终流露着在法治与人治中游走的理念,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无法摆脱"人治",事端中依然是寄希望于上级的支持,在上级支持下,局面才得以控制,政治体制、治理模式的机械化、模式化凸显,一定程度上讲,领导出面是推进情节、影响事件和解决事件的核心推手.蔡成功向自己的发小侯亮平哀求让他的高老师放他一马,得到回绝后不再提举报,只叙事实,文章写道"高育良副书记是省政法界最高领导,没他点头,法院是不会把大风厂股权判给山水集团."[17]

 

　　蔡成功试图举报高育良,举报李达康和丁义珍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公众的仇官心理,又显露人治的巨大隐患.小说在多个场景里的官民对话中表达了对"人治"的不满,高老师常常挂在嘴边,高小琴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维权,在沙瑞金、陈岩石、侯亮平那里以人民的名义才是真实心声.当初就是陈岩石经手的股权改革,现在执着地关注大风厂改革,这里暗含着改革不彻底的因素在,映射着改革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永远在路上的含义,也大胆地指向过去头疼医疼人治色彩浓厚的体制机制存在的潜隐,饱含着对党中央顶层设计与基层相结合法治实践的礼赞.

 

　　2.符号化的"在场"

 

　　与缺失的"不在场"符号化的"在场"是小说文本惯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的出现、发展甚至本人的消失,纯属情节的需要,在这里,作家的高明就在于将人物惯常动作、衣着谈吐、情趣爱好甚至是口头禅,也就是说,人物的个性色彩成为了表意抓手,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小说书写的一个道具.《平凡的世界》里"东拉河"是一个推演故事的符号,是小说的符号化存在.孙玉婷,有点文化,有策划能力,热心革命,热衷于批斗,阶级立场鲜明、有着浓郁唯上情结,迂腐滑稽充溢阿 Q精神胜利法,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永远扣不紧的鞋子和鞋子常常飞出脚外的滑稽动作,这里至少给读者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二是人物的拖沓与随意,呈现了人物的卑微色彩.《曲终人在》里欧阳万彤就是一个符号,他的戏都是通过别人的描述来完成的,一幅旧画、一张唢呐独奏《百鸟朝凤》的简谱以及一封告诫他"别自不量力"的匿名信,成为欧阳省长叩问"为官与做人"的人性反思的道具.

 

　　《人民的名义》"符号化的在场"与"缺失的不在场"更为明显,分析梳理这一特点,有助于解构《人民的名义》贴近政治、文学性不强的评判,有助于了解社会反响产生发力点,增强对该作品所建构的辽阔现实主义的认知.文本惨烈地暴露与艺术处理所产生的"拟纪实文学"效应,增加了太多太多的阐释空间,留下了太多的空白释义,归整百姓认知与主流意识形态评判,达到认知同一矫正偏执性的歧义,矫正网上的所谓达康的"丧情"、"伤感"表情包之尴尬,实现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的名义》的题中之义.

 

　　在这部小说里,符号化的存在主要有两类,一是显性存在,比如说,作品中描述事件、人物动作、场面,李达康爱惜羽毛胜过爱惜自己的强人政治,比如说,高育良伪善与奸诈种种说辞;一是隐性存在,主要有补偿心理、贪婪心理以及官本位意识等等体现出的种种描述.小说开篇讲到赵德汉"欣赏麦穗与爱吃炸酱面"的一段,"捡麦穗"实际上是一个符号,是幸福、贪婪、人性善恶五味杂陈的叠加.文本中,有两个符号化缺失:一个是能指判断"人民的名义",一个是非实体人物赵立春."人民的名义"是一个官场官员百姓均需依托的平台支撑,是个价值判断的标尺,是藉以表白自己行为价值的由头,祁同伟、高育良、侯亮平、陈岩石,还有沙瑞金,在他们那里"人民的名义"是别样的内涵,"名义"是标榜、标签,还是现实对接,官场分化了两大阵营,贪腐与为民、正义与虚伪,了然于篇目之中.赵立春这个副国级人物,是个符号化缺失,自始至终并未真正出现,只是在别人的回忆和引述中他才出现,他就是一个符号存在,是权力极端化、贪欲膨胀现实化的实施者角色,是腐败与罪恶、贪婪与堕落的化身,是以人民名义鞭挞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个执掌汉东政坛二十年的老领导的为所欲为,权力与私家同构的情感意识以及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做派,导致了汉东政坛的恶性腐败案件,直到十八大后赵公子仍然不收手.这也向世人警醒和昭示了反腐斗争的重要性、迫切性和严峻性.

 

　　3.狂欢的人民性与潜隐的"官本位"

 

　　"人民性"是反腐小说的一个主要能指和所指,是基于人民的需求、期盼和希冀发出的对改革及其成果的"鼓"与"呼",是对人民真实而科学的评判.周梅森以独特的艺术方法表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其显着的特点就是以人民的眼光分析评判干部,干部以"人民"的利益要求来省视自身,以此来推进故事[18].如果说,张平作品的"人民性",是一种基于中国政治权力场域忧民情怀的话,采用的猛烈抨击用"光明的尾巴"来寄予希望,是一种"鞭挞与祈祷混合而成的历史铭文"[19];那么《人民的名义》里,更是张扬了书写中国故事,关注民生状况,投注人文情怀的创作动机,将张平作品的极端境遇的"人民性"进一步推向非理性的表达极致,呈现出酣畅淋漓的场面感,甚至有些场面是充满了敌对色彩,百姓情怀与"官本位"形成严重的对峙态势,表达出充溢狂欢的人民性.

 

　　小说展示了这种狂欢的"人民性"与潜隐的"官本位"的对峙与错位关系.当达康书记到试图找到光明湖,遭遇了工厂拆迁不力,高音喇叭放出"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的歌曲,政治强人李达康带着些局长,此情此景,无疑是大煞风景.光明湖畔薄雾流荡的那种秋日惬意不复存在,大风厂这个拦路虎仿佛李达康心中的一根刺.面对如此情景,"谁抓过的点都得依法办事!"[20]

 

　　凸显了法治精神,"一周内把大风厂给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们的乌纱帽"[21],这后半句则是对上句话的否定,明显带有反讽色彩,在这里所谓的法治其实就是转型期,说白了就是官员说了算,这就是典型的"官本位".大风厂拆迁事件中有个典型的场面描写,工人领袖郑西坡和大风厂护厂队员 "头戴钢盔帽,手持铁棍,草包垒砌一个个掩体,掩体后是一个个起身的战壕"[22],"郑西坡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俨然军事首长"[23].为了人民的利益,陈岩石的这位徒弟,不顾个人安危承担着保卫工厂的领导任务,工人原计划使用霹雳手段点燃汽油,一边是护厂心切的工人,一边是务必限期拆迁的"泰山压顶式"的命令,工人们誓与服装厂共生死护厂的场面和氛围,与达康书记不允许大风厂成为拦路虎的决心,形成矛盾的两极,达到临界点,一旦助燃必然发生惨烈事件,简直震撼极了.

 

　　三、结语

 

　　《人民的名义》的意义就在于,在秉承现实主义精神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在居于反腐生态的高度来组材、审视和反思该剧用高超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塑造出高育良、祈同伟、丁义珍、赵瑞龙、高小琴、欧阳菁等腐败链条上的众生相,还有隐藏幕后的原省委书记、爬到副国级高位的赵立春,这些被成功塑造的角色联手编织成一张侵犯人民利益的腐败大网,形象地向观众展示出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

 

　　作品宏阔真实大胆直接地展示了反腐的高压态势和反腐的曲折艰辛,客观真实地呈现了在反腐与改革中百姓的心声、腐败官员的心路历程,改革英雄的义举与无畏,描画一场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景影像;周梅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追求,书写人民反腐的伟大斗争,反映深化改革时期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回归正身大雅,折射世道人心"[24]的效应;《人民的名义》的进步还在于,它更为大胆真切直白地将贪官的贪腐事实、贪腐官员的层级、贪腐心理、公众社会心理、社会情绪以及官员为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人性挣扎,做了全方位地剖析,实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宣传效应.

 

　　该作品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郑西波他儿子、女朋友好多情节与整个故事没有多大关联.比如,剧中贪腐官员几乎都是被利用美色拉下水,构建了高级官员搞情妇模式化情节.当然,这些不足遮蔽不了该作品呈现出的现实主义魅力.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的名义》集结式地暴露矛盾,近乎纪实体的写法,"现场感"隐喻手法、象征手法等运用,大胆提出"王大路现象"、"易学习现象"以及"同级监督"现象,直接移植素材明显,一定程度也增大了小说阐释的空间,产生了民间与官方话语与认知的缝隙.评论界要以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深度整合梳理,最终将"提供了多种可供人接受的认同位置"的文本中"弥合了分裂中的官方话语"[25]的表现阐释厘清,将作家精心腋藏的意味挖掘出来,宿本正源,达到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的效应.

 

　　参考文献:

 

　　[1]舒晋瑜,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我离巴尔扎克更近一步[N].中华读书报,2017-04-17.

　　[2][6]刘阳.《人民的名义》,反腐的成果[N].人民日报,2017-04-06.

　　[3]胡印斌.人民的名义是透视社会情绪的窗口[DB/OL].

　　[4]谢颖."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时代作品"---翟泰丰谈电视剧《人民的名义》[N].人民政协报,2017-04-17.

　　[5]靳昊.为人民反腐的愿望唱赞歌---翟泰丰讲述《人民的名义》剧本背后的事[N].光明日报,2017-04-10.

　　[7]刘振.以"在场"创作筑就文艺高峰[N].安徽日报,2017-04-11.

　　[8][9][11][13][15][17][20][21][22][23]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10]朱立元.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N].文艺报,1992-03-14.

　　[12]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J].文学评论,2017(2).

　　[14]苏金刚.充溢人文情怀的反腐文本[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3).

　　[16]曾浩.官场小说进化史[N].现代快报(南京),2017-04-16.

　　[18]苏金刚.在"人性"挖掘中凸现"人民性"[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3).

　　[19]陈晓明.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与思想特征[J].南方文坛,2004(6).

　　[24]湖南日报评论员.回归正声大雅 折射世道人心[N].湖南日报,2017-04-13.

　　[25]薛静.夹缝中的"李达康":人民的名义如何缝合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