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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素的流动性特征及其资本化的启示

添加时间:2016/10/19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三是加强专利保护,提高知识产权的垄断收益,促进知识的创新、学习和运用;四是从政策角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知识创新的社会体系,对于科技发明和知识创造人才予以精神鼓励和物质激励,促进创新型城市。
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

  【摘 要】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已经取代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知识包括物化形式、意识形式和符号三种贮存形式,对应资本的三种形式以及资本收益的三种形式。知识的流动性特征及其资本化告诉我们,要重视教育和培训,发展知识产业,加强专利保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关 键 词】知识;生产要素;知识的存在形式;知识的资本化

  一、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

  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最早认识到知识与知识产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在其1962年出版的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 一书中,通过对美国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调整测度,得出当年美国知识生产总值为1364.36亿美元,大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9%。马克卢普还发现,知识产业生产的增长率是其他生产部门生产的平均增长率的2.5倍。据此,马克卢普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知识生产的产值将接近或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0%。如今,马克卢普关于知识生产的预言已经被美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证实。根据美国商务部测算,上世纪80年代,科技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已经达到50%以上。

  而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的生产要素特征。最初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仅仅是由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所引起的,其基本假定是经济系统的技术水平不发生变化。而索洛(Solow)在1957年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产出的12.5%左右,另外87.5%被归为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残值”(residual)。“索洛残值”的提出使经济学家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是,此时,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还是外生化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J. Arrow,1962)提出了“干中学”模型,后经谢辛斯基 (Sheshinski,1967) 简化并提出了简化的阿罗-谢辛斯基模型,将劳动者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而导致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内生化,从而在经济增长模型中部分实现了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化。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其规模报酬倾向于递增,这种递增报酬与新古典框架中标准的竞争性假定发生了冲突。虽然罗默(1986)后来证明了在此情况下,竞争性框架仍能保持并决定技术进步的均衡速率,但其增长率将不会是帕累托最优。

  同期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乌扎华(Uzawa,1965)的研究,他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进了教育部门,假定社会资源有一部分配置到了非生产的教育部门,则产出水平是有形要素和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函数,也是将技术进步的部分作用内生化。

  第一个分析专业化引起收益递增模型的是埃蒂尔(Ethier,1982)。他将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最先提出的D-S效用函数重新解释为生产函数,利用这一生产函数说明了专业化对产量的影响。罗默 (Paul Romer)1987年的论文《基于由专业化引起收益递增的增长》和1990年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则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而卢卡斯 (Robert Lucas,Jr.,1988)则秉承乌扎华(1965)的思想,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性,提出了一个专业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具体化为人力资本,并分析了经济的 均 衡 增 长 路 径 。 其 后 , 阿 吉 翁 和 霍 伊 特(Aghion & Howitt,1992)、格罗斯曼和海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1) 又将研究与开发(R&D)和非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在这些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创造性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不同角度深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知识外溢、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等因素对技术进步作用的认识。

  在实证方面,1992年日本日兴研究中心经济调查部在分析日本经济 (1969~1990年) 潜在增长因素时,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技术进步因素,结果发现,技术进步 (R&D) 对产出的作用最大,资本其次,劳动力的作用最小,且回归结果的R2值几乎接近1,为0.9962。显然,知识作为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已经取代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二、知识要素的存在形式及其流动性特征

  关于知识的定义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 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图认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这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准。

  亚里士多德(Johnson & Lundvall,2001) 则将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性或一般性知识、工具性知识(和实践相关的、特殊条件下的知识)以及经验性知识(和感觉或特殊背景相关的标准化知识)。德国学者谢勒(Max Scheler,1926)把知识分为工具性知识、理智性知识以及心灵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指用于行动和控制的知识,理智性知识指用于非物质的文化的知识,心灵性知识指用于灵魂获救的知识。马克卢普 (Machlup,1962) 则以认知对象对“认知者”的意义作为标准,将知识分为实用知识、理智性知识、闲谈和消遣性知识、心灵知识以及非必要知识五种类型。

  虽然有很多学者对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关于知识的界定。本文引用哲学认识论领域的知识定义,即知识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它包括事实、信息的描述或在教育和实践中获得的技能。其初级形态是经验知识,高级形态是系统科学理论。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存在形式有三种,即物化形式、意识形式和符号形式 (孙金年,2003)。其中知识的物化形式隐含着新知识的胚芽,知识的意识形式其本质特征是创造性,知识的符号形式其载体历经变迁,当代数字化革命意味着知识以电子资讯的形式存在,即狭义意义上的“信息”。而马克卢普(1980~1984)从各种形态的知识产品中区分出知识的三种基本存在形式:①贮存于那些建立在成本巨大的研究与开发基础上的技术规范以及由此而专门制造出来的物质性机器与工具中的知识,如计算机软件(磁盘)、飞机机体、雷达仪器等,这些知识可以称为凝固在物质形态中的人类智慧。②贮存在那些接受过教育与培训的知识传输者和技术工人活动中的知识,即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构成知识贮存的第二种形式。③贮存在那些既不属于物质机器,也不属于知识传输者和技术工人等个人身上,而是以某些特殊形式或社会规定的形式存在的知识,这些知识需要时间和劳动成本才能生产和普及,如一项新的生产加工工艺的发明、一项新的计算机软件等,这些知识或者在专利形式下被一定的生产者占有而形成有限的技术垄断,或者以公共财物形式被任何企图利用它们谋取利益的个人或集团所使用。因此,知识作为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的结果总和,是一种渺无痕迹的意识状态,为了保存下来并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交流,要么以物化的形式贮存于器物上,要么以意识的形式贮存于接受过教育与培训的个人身上,要么以符号的形式保存下来。

  综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一种意识状态,具有完全流动性,其流动可以不受实体空间的限制。但是,由于知识在客观上是以物化的、意识的或符号的形式存在,因此其流动表现为研究与开发(R&D)、教育与培训,以及专利权、软件等交易的知识传递过程,并由此衍生了教育、研究与开发、传媒、信息机器以及信息服务等知识生产产业。

  三、知识要素的资本化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与管理中进而产生收益,就发生了知识向资本的转化,即知识资本化。知识资本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动态的、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即马克卢普所说的非物质与非人力资本。马克卢普(1980~1984)认为,物质的或具体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固然都与知识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但只有非物质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才完全由知识构成,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未必一定以知识活动或知识投资为基础,而非物质与非人力资本则必须与一定的知识活动或知识投资相联系。这里的非物质与非人力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它是教育、研究与开发等知识生产活动的产物。

  知识的三种贮存形式对应形成资本的三种形式,带来不同的收益形式。贮存在机器和类似物质形式中的知识,即非物质资本带来的收益形式是这些机器或物质形式的事物的市场销售价格的交易收入,或以这些机器或物质形式的事物所创造的产品的销售收入体现出对它们投资的回报;贮存在个人身上的知识,即非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形式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而获得的工资形式而反映的对它们的报酬;贮存在非物质非个人中的知识,即符号形式的知识形成的专利权等资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效率的收益,通过垄断利润或提高生产者实际收入的形式体现对它的报酬。

  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信息和数字化革命使得几乎一切知识信息都经过数字化处理,变成了“比特”。正如美国未来学家保罗·萨福所说的,“把我们手头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字、数字、图表、声音、图像统统数字化。到80年代末,几乎已没有什么东西未被我们程序化、数字化,未存储到芯片、磁盘和其他媒体上了。”

  同时,互联网的兴起则使知识的生产、存储、传输、扩散、创新、学习和运用方式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的获取变得相对快速、容易,知识的品种多样化,数量极大化,人类正处于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然而,信息和数字化革命只是知识的符号形式的现代化,它往往需要通过人的意识学习、转化或加工后才能实现知识的传递和延续。

  由于“人”才是知识系统的主体,无论哪种知识形式,知识既是人类的研究与开发成果加诸于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也是人类通过教育与培训实现的物质成果,是人类延续与提取、记录知识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意识形式则有一种自发的外化为物化形式或符号形式的趋势,它可以作用于物质上,创造出新的物质机器与工具,也可以作用于他人或拥有者本人的意识上,实现知识的延续、传递和积累。由于人类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需要时间,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种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的流动性相对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仍然较差,尤其是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

  知识的三种存在形式及其资本化带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要重视教育和培训,在实现知识传递和延续的同时,充分发挥人作为知识的意识形式的主体功能,提高非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二是大力发展网络和科技等知识产业,促使知识的意识形式加快流动,并将其物化在高科技产品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三是加强专利保护,提高知识产权的垄断收益,促进知识的创新、学习和运用;四是从政策角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知识创新的社会体系,对于科技发明和知识创造人才予以精神鼓励和物质激励,促进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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