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丰都“鬼神”文化的根基在平都山，祠庙为主要载体，而城市祠庙的发展演变又不断丰富着平都山庙宇体系。明清以来，城市祠庙呈现如下特点：时间上，经历了明初、清初、清末（同治年间）、民国四次发展高潮；空间上，逐步向城东、城西聚集，由山上向山下聚集，向城东聚集祠庙逐步纳入到平都山祠庙体系；内容上，儒、释、道及地方神只皆有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类型上，主要有官方祭祀与其他类祠庙，形成了官方祭祀的两大区域即以文教类（儒教）祠庙为主的城西与以自然神只为主的城东（平都山脚）。这些特点是由战争、灾祸、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祭祀便利性等决定的。
关键词：明清以来；丰都；祠庙；平都山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一、明及以前城市祠庙的发展
二、清代城市祠庙的发展高潮
三、民国城市祠庙发展的新时期民国时期
四、小结
注释
参考文献
丰都“仙都”、“鬼城”、“幽冥之都”称呼根源于传说、祠庙、胜景及士大夫文人的相互传颂。“鬼城”文化在空间上以平都山、县城为主，根基在平都山。历代以来，士大夫对平都山十分关注；近代以来的研究主要围绕平都山展开，成果丰硕，而城市祠庙见于明清以来文献且研究相对阙如，故撰此文就教于方家。寺观乃佛教、道教神只所居之处，祠庙乃名山大川（百神）、先圣、先贤、忠孝节烈以及“凡有功德于民”之人（神）所居之所，其功用乃“崇德报功、安佑神灵”[1].现实中，祠庙往往是不同神只共同居住之所，具有宗教杂糅的特点，本文“祠庙”即为此意。
一、明及以前城市祠庙的发展
城市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聚落，有大型建筑、大型祭祀活动和礼器以及文字、金属器[2].丰都为巴国“别都”,又称“平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3]作为巴国的中心之一，城内宗教祭祀场所是丰都祠庙的最早雏形。
元末明初的“兵燹”、火灾及明初执行“凡二氏（佛、道）宫刹在山野者毁之，其附丽城郭者不设苛禁，固有所用之也”[4]的宗教政策，故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固有所用”的城郭祠庙。经历代知县的修缮、重建，明初形成了丰都城市祠庙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最早见于文献的祠庙是川主庙、土地庙、天福寺、文庙（县学）。
川主庙：“祀秦李冰。元至正间重修，碑记载《旧志》，今废。有明成化七年铸钟，现存曰川主崇应惠民大帝。土主庙：祀周巴蔓子，今毁。《旧志》载：每年三月初七日致祭，今废。有明成化年铸钟，现存曰土主紫霄大帝。”[5]
天福寺，明嘉靖乙酉年（1525），黄洵在《改建天福寺记》中说：“丰都故有天福寺，为岁时朝贺所，远在西郊，弗便趋跄。兵燹后仅存荒址。”[4]可以看出，天福寺始建时间最晚当于元代。嘉靖乙酉年的修复遵循了以往形态，附属建筑也得以完善，成为士大夫朝拜之所，“越明年，寺成，又建门楼以居钟鼓，起廊庑以备致斋，更衣有室，厨湢有所，独台墀犹鞠，茂草值雨潦则泥淖溅衣，未能致敬，岁在己酉。县大夫清平王侯捐俸伐石甃治，众皆乐赴两阅月而工讫，整洁宏敞可拜可趋。又以寺门旁入弗称仪观，乃易隙地辟正道焉。每万寿千秋之辰，履端践长之节，长官率群僚诸生演而行之，肃肃雍雍无愆仪焉。”[4]
文庙（县学）是兴教化、祭祀先贤的主要场所。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常《改建县学记》[4]载：本位于“治之东，地喧而隘兵，火后仅存遗址。”经过明初重建，仍“未能顿复，惟草屋三间以奉神设主。识者病之。”洪武二十一年（1388）春，“县令杨公，典史邢公，教谕王公相继到任，顾瞻废坠。……乃议考卜于县治之西山下，命训导张友仁董治之。……阴阳向背一傚旧制，越明年殿成。”改建县西后，文庙（县学）初具规模，有大殿、东西庑、明伦堂、存放祭器库房（“明弘治间，重庆知府毛泰捐俸置，杨孟瑛为之记，碑尚存，而祭器亡矣”[5]）等，祭祀功能十分明显。康熙《县志》将文庙始建时间、地望变化、兵毁与修复等发展脉络展现得十分清楚，“元至正十六年，知县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学官晓客容创立，在治正东。后因兵毁，明洪武八年知县桂仲拳于旧基重修。九年并入涪州学，基为按察司分司。十四年，复设丰都县。二十一年，知县杨诵、典史邢志、教谕王必祈、训导张友仁改建于治西，黄常为之记。弘治中，重庆知府南阳毛泰属、知县李毅重修，俱有碑记，载艺文，明末兵毁。”[5]此后，文庙（县学）几经修缮，规模颇具：启圣祠，“旧在明伦堂西，康熙庚戌（1670）知县李如淓建室宇毕隘。康熙癸未知县王廷献于庙后，敬一亭旧址，培土重建。”泮池，“棂星门内，石桥三洞，崇祯十六年启一洞。”黄甲蜚英坊“列进士名”、青云接武坊“列举人名”“以上俱万历七年知县左应麟建。”敬一亭，“庙（大殿）后，今毁，有嘉靖御书范氏心箴、程子四箴碑，现存。”[5]明代，文庙前还建有奎星阁，清人陈九经文载：“此奎星阁之所由建与酆邑旧阁，自有明建立文庙前”[6],“旧在文庙前西南隅”[7].
《平都山志》记载的祠庙主要分布于平都山顶、平都山麓（山脚）、鹿鸣山、城内等四个区域。天福宫，不记地望，是否为嘉靖年间修复的天福寺，无法考证。帝君殿，“在县上街。”[8]地望无考，其他文献也无。帝君殿应与文教有关，林坚本《重修文昌宫碑记》载：“能治士心者，帝君之神也。士各治其心与神合漠，则士心各有一，帝君神祠不必从庙祠作解也。”[6]故帝君殿当与文昌祠有关，“（文昌祠）治北一里。《旧志》在县西八十步。今在平都山麓。明万历十二年（1584）知县张守刚建，戴文亨为之记。”[5]戴文亨文《启建文昌宫记》载：文昌宫在平都山凌云书院旧址上，“逾年而工……此宫之建大有裨于文运，而平山增重矣。”[4]文昌祠旧在“县西八十步”,明在凌云书院旧址异地重建，故帝君殿应为文昌祠在县西的遗迹。
明初是丰都城市祠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些祠庙大致分为三类：“祠祀类（祀典类）”,有川主庙、土主庙、社稷坛、城隍庙、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文昌祠等；“学校类”即学宫（文庙）建筑群；“寺观类”,有天福（佛）寺、帝君殿。
从祭祀对象看，相对于平都山祠庙以道仙为重，城市祠庙则以儒、佛及地方神只为主且多为官方祭祀，既有祭祀先贤的文庙，也有祭祀本土神只的川主庙、土主庙，也有祭祀自然神的风云雷雨山川坛，也有祭祀鬼灵的城隍庙、社稷坛、厉坛。佛教虽未纳入官方祭祀，但明显具有官方色彩，如天福（佛）寺。
从空间分布看，“治西”是祠庙分布主要区域，也是政府实行教化的主要区域，有由东向西迁建的文庙（县学）、奎星阁、文昌祠、川主庙、社稷坛、厉坛、天福寺等。“治西”作为教化功能的主要场所，治东的“地喧而隘兵”与治西的地理位置（黄常《改建县学记》：“考卜于县治之西山下”、“阴阳向背”）[4]或许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清代城市祠庙的发展高潮
清代是丰都城市祠庙发展的高潮时期：一是经过明末清初战争后，康熙年间大规模的重建；二是同治九年（1870）丰都洪水后，祠庙的修复、重建。
文庙经过康熙、嘉庆、道光、光绪朝历任知县的重、扩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庙祠庙群，清人李仙龄《重修县学两庑名宦乡贤祠记》载：经康熙知县王廷献重、扩建后，“兹土恢扩旧制，正殿告成，启圣有祠，四配有位，规模固已宏达”[4]大成殿，由一间到重建后的三间并“周以回廊，规樟弘敞。”启圣祠，由“室宇毕隘”到“后敬一亭旧址培土重建。”[5]名宦祠、乡贤祠，位于“庙门左（右）”,二祠源流不见记载，李仙龄文中说，“名宦以报功，乡贤以昭德，治教中诚有缺一不可者……（秀水朱象鼎）涖丰以来……睹两庑之风雨不撑，两祠之□牖就敝……隧捐清俸……越明年而告竣役……巍然焕然者大成殿也，鸟斯翼而跂斯革者两庑也，整而肃敞而明者，名宦、乡贤祠也。”[4]“乡贤以照德”;“名宦以报功”,故“知县……”“教谕……”“以上酆邑崇祀”,又列四川总督李国英等人“以上通省崇祀”[4].
奎星楼（魁星阁、魁星楼），陈九经文载：清初改建于治东的丰稔坝[6],康熙《县志》修撰时已毁。改建丰稔坝后，“文风始衰。嘉庆十二年六月（1807）知县瞿颉率邑人重建于文庙之东北梧桐街，而孝廉许金□等又请修丰稔坝魁星阁，亦有举不废之意也。”[7]重建原因有二：改建后，“文风始衰”;陈九经文载，“岁丁卯……适忠州张牧伯星炜至酆履其地，谓文庙艮方低陷，须改于梧桐街以镇之。”[6]同时，又有重修丰稔坝奎星楼之议，不知结果。道光二年（1822），知县方宗建在治东山王庙后建一奎星楼[11],丰邑终形成二楼并立格局。
胡平表祠，康熙《县志》“祠祀志”载：“治北一里，通仙桥北。康熙三十九年（1700），知县王廷献建，有序。”位置未明确在“平都山”或“平都山麓”.与其相关的“关帝宫”却列入“名胜志·寺观”并明确在“平都山阴”,“（明）天启初，胡公平表讨奢贼，祷于平都关祠，临阵获神助，事平乃于平山之阴更立庙，函金为像祀之，俗称圣帝宫。”[5]从祠庙形成的滞后性看，胡平表祠形成于清初是合理；“更立”后，平都形成了二关祠并立局面。同治《县志》、光绪《县志》以小字明确记为“在平都山麓”,民国《县志》记于“平都山麓各庙”下并载“胡公祠，治东。”[12]
县署祠庙有三：萧曹祠，“大堂东偏，嘉庆九年知县瞿颉建”[11].同治九年大水后，“光绪三年（1877）署知县陆镕重建”[13].土地庙（祠），康熙《县志》“县署图”有，但《建置志·廨舍》无；同治《县志》载：“土地祠、仓神祠，在东花厅。（嘉庆）知县方宗敬改修。”[11]知县方宗敬《重修廨宇记》载：“二堂东阶之下旧有土地庙，邻于湫隘，非神所栖，改建于东花厅者，后与仓神合祀焉。”[6]因“邻于湫隘，非神所栖”,合祀于仓神祠。“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何诒孙改建。仓神祠移少后，土地祠今废。”[13]“萧曹祠”祭祀西汉萧何、曹参，为衙门书吏差役所敬[14];农业生产为地方官员工作之重要内容，县署有土地、仓神二祠为应有之义。从功用看，三祠存在时间与县署创立大体一致。
武侯祠，嘉庆县令瞿颉《新建龙神祠移建诸葛忠武侯祠记》载：双桂山顶原有武侯祠，祭祀道路难行，恰好“东郊旧有万窦二公祠，岁久而废”,嘉庆年间将其移祀，而“祀万窦二公于东偏”.同时，将祭祀不便的山上龙神庙，移建于武侯祠前[6].光绪年间，王元会等人又认为“地狭宇隘，日就倾圮”、“不足以妥侯灵”,于学署旁边建龛以奉侯像[6].该武侯祠是城内新出现的，而文昌祠边的武侯祠并没有废，民国《县志》“丰都市街道略图”有标注。
禹王宫，同治《县志》、光绪《县志》载为“治西一里”.方宗敬《重修禹王宫碑记》载：“酆邑旧有禹王宫二，皆在西门外上街。其北为吾楚执艺事者所建，规模逼仄；其南为吾楚寄籍于酆者所营，基地校宽而庙制亦小。自嘉庆十八年下车来谒，即欲廓而新之。……越三载而告成。正殿规制崇闳……前为戏台，两旁为看楼。其原庙改为面市铺舍，收赁钱以为修葺之费。”[6]皆为“吾楚”人所建即明末清初移民所建，建于清初或中期。经过重修，禹王宫有正殿、戏台、看楼等，而原庙则成为收入之来源。
清代，丰都城市祠庙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空间上，集中在城东及城西城墙内外，并呈现出向城东、城西聚集的趋势。城东主要有土主庙、城隍庙、关帝庙、镇江祠、三抚庙，向城东聚集祠庙被纳入到平都山祠庙体系，如社稷坛、厉坛、胡平表祠；城西是最集中的区域，是教化功能主要区域，除以往祠庙外，还有昭忠祠、纯阳观、禹王宫等九处。
二是类型上，一是典祀志（祠祀）祠庙，二是寺观志祠庙。此外，“县署图”、“县城图”、“营建志”、“艺文志”、“学校志”、“赋役志”、“名胜志”等也有记载。“典祀志”内容发生重要变化，主要发生在康熙《县志》与同治《县志》、光绪《县志》之间，一方面，祭祀本土神只的胡平表祠、土主庙、川主庙在“典祀志”中已不见踪影；另一方面，文庙由“学校志”进入“典祀志”,崇圣祠、昭忠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节孝祠、关帝庙等也被纳入，与文庙分开祭祀，进而突出不同教化功能。这是由清初政策决定的：国家祭祀分为三等，即大祀、中祀、群祀，“各省所祀，如社稷，先农，风雷，境内山川，城隍，厉坛，帝王陵寝，先师，关帝，文昌，名宦、贤良等祠，名臣、忠节专祠，以及为民御灾扞患者，悉颁于有司，春秋岁荐。”[15]光绪间，将纯阳观纳入到“典祀志”.这样，“典祀”祠庙演变成了以儒教为主，儒、释、道及民间信仰皆有反映的庞大体系。
三是祠庙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官方祭祀的风云雷雨等山川自然神外，还有祭祀江河神只的镇江祠，有县署保护神只的萧曹祠、土地祠、仓神祠；文教类祠庙增多，如昭忠祠、忠孝节义祠、乡贤祠、名宦祠等；反映“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祠庙大量出现，如禹王宫、万寿宫、福禄宫（八省公所）等，这是该时期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是祠庙数量多且存在一祠多地并存格局，如奎星楼、禹王宫，这与丰都文教状况、自然环境等密切相关。镇江祠，见于同治《县志》“县城图”,民国《县志》载：“一在治西、一在东门内、一在东门外”,该格局当形成于民国前，与丰都洪水频繁有关。武侯祠、关帝庙皆有二祠，一属城市祠庙体系，一属平都山祠庙体系，且关庙在平都山就有两处。
三、民国城市祠庙发展的新时期民国时期
是丰都城市祠庙发展的新时期及第四次高峰期。民国《县志》所载祠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典祀”祠庙，孔子庙、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风云雷雨坛、城隍庙、关岳庙。关岳庙，此前为关庙，“民国初，与岳武穆并祀”[12],“关岳合祀典礼，民国三年颁行。”[1]岳武穆此时纳入国家祭祀，与当时国内外环境有关。二是“城内外各庙”,如纯阳观、天上宫、万寿宫、川主庙、镇江寺、天佛寺等。三是“丰都市街道略图”所见祠庙，如王庙、巡天宫、萧曹庙、詹宫庙、禹王宫、梅葛庙等。
该时期祠庙状况如下：第一，祠庙众多，“酆城各庙古迹良多”、“平都山、鹿鸣寺庙宇麟次”;第二，战乱成为庙宇建筑损坏的主要原因，有些庙宇（尤其城内庙宇，如孔庙）常有军队驻扎，导致庙宇的楹联、屏额、楼桷等构件损坏，但主体建筑仍当保留完好；第三，乡镇各庙富足，因提庙产做办学经费，导致庙宇无法及时修缮[12].
据周邦达先生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战乱频繁，但城内祠庙众多，气势宏伟：“孔庙堪称是丰都县城历史上最为雄伟的建筑。庙前街边有一广场……场中央有泮池、石拱桥。……向泮池前去，迎面屹立着一排三门的高大牌坊，过牌坊再前行，便升入前厅……进前厅，伫足前望，远远的正前面就是……正殿。正殿前的广场中央，有每边宽四丈的正方形祀台……正殿外面是赭红的墙壁，朱红的圆柱，殿顶盖的黄色琉璃瓦，殿脊上有龙腾雕塑。……正殿内……‘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供奉在殿中靠壁的高台上。它的两旁，一长列的台座上陈列着数十件古代乐器……在正殿的后方及右侧方……有附属建筑屋。”“在东面，东门的外边……冒出‘城隍庙',下’王爷庙‘两座大庙宇。西面，大小西门外……但却有’财神庙‘、上王爷庙、禹王宫等大庙突立在附近的低矮平房之中。县城内外，大建筑的庙宇占地之多，比起所有平房，要多数倍。”[16]
第一，祠庙占地面积大，“县城内外，大建筑的庙宇占地之多，比起所有平房，要多数倍”;第二，祠庙建筑雄伟，东面“冒出’城隍庙‘,下’王爷庙‘两座大庙宇”,西面“’财神庙‘、上王爷庙、禹王宫等大庙突立在附近的低矮平房之中”.“城隍庙是丰都主要庙宇之一，是阴间的首都一级，所以不同于一般省、县的城隍”[17],尤其孔庙是“丰都县城历史上最为雄伟的建筑”.第三，孔庙内部结构大体保存最初的状况，大殿、泮池、牌坊、祀台、附属建筑等。第四，该回忆中的“财神庙”不见于民国《县志》等材料。
城内与祠庙相关的社坛众多，“据说最盛时，单是城区有文坛百余处之多，为一种神会。每神会奉祀一位或几个神仙，专司降乨，求签问病等事。……文坛的主持人，多为读过书的人，纠集若干会众以附和之，此种组织在其他地方亦有，但在丰都非常发达。据说丰都城现尚有三十余处。”[18]文坛作为一种神会，其奉祀相关神只。
民国三十年（1941），县政府对城内外祠庙进行登记（后简称“登记”），内容以宗教分类并详载了地址，道教祠庙如纯阳观、天上宫、万寿宫、禹王宫等；佛教祠庙如城隍庙、天佛寺、万天宫、王庙等[14].除了道教、佛教外，“登记”原件是否有孔庙、乡贤祠、名宦祠、忠义祠、川主庙、关岳庙、福禄宫等，或是将这些祠庙归到文教、民间信仰等类祠庙，尚不清楚。从三十年代到1941年的短短时间内，这些祠庙不可能大规模消失。据李祥麟先生回忆，1949年丰都祠庙众多，这些祠庙当在其中：“丰都城小庙多，1949年居民一万二千多人，山上山下神庙（不包括街坊土地、城门土地、桥梁土地在内）有七十五座。位于解放街的十二座，红星坊四座，反帝街一座，东方红街四座，反修街两座，胜利街六座，建设街一座，人民街山脚十八座，山上有二十八座，双桂山的鹿鸣古刹、观音阁、苏公祠还在外。山脚的神庙面积比居民住宅面积为多，更不说山上庙宇的檐对檐、瓦连瓦了。所以，丰都这个城独具特殊性。”[17]
1949年，丰都小庙多，神庙共75座。除人民街外，城内神庙有30座，各土地还在外；人民街“山脚的神庙面积比居民住宅面积为多”.孔庙、乡贤祠、关岳庙等祠庙，建国后修、反映1911-1985时间段的《丰都《县志》》也没有纳入，可说是重大遗憾。
该时期，新祠庙大量见于记载，如天上宫、桓侯宫、观音堂、药王庙、王爷庙、梅葛庙等。高峰时记载祠庙达40座之多，是祠庙最多时期，也比李祥麟先生回忆的30座还多10座。
从分布来看，城西仍是祠庙集中分布、实行文教功能的主要区域，其中民权路（刘大祥[19]、李祥麟二文中的解放街）就有12座，如纯阳观、万寿宫、南华宫、天上宫、白衣庵、上王爷庙、万天宫等。此外，还有孔庙、乡贤祠、名宦祠等儒家祠庙。
从内容看，反映行业经济发展的祠庙明显增多，这是该时期最为显着的特点。巧圣宫，祭祀鲁班，为泥、木、石、雕、漆等行业祠庙，每年农历五月初七、腊月二十日为集体朝会日；梅葛庙，祭祀梅、葛二神，为纺织、针织业祠庙，每年农历九月十六日为集体朝会日；上、中、下王爷庙，船工祭祀场所，农历三月初六为集体朝会日等[14].这是近代以来，丰都作为长江重要港口，经济发展、船运业发展的反映。
四、小结
从《平都山志》及康熙、嘉庆、同治、光绪、民国等《县志》到建国以来文史资料使丰都城市祠庙的主要情况及演变的大致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经历兵荒、灾祸、自然损毁，丰都鬼城祠庙不断重、扩建，这为当时政府所倡导，“夫丛祠祆庙，例禁綦严，若有功德于民者，理宜崇祀。听其芜废不治，则又官斯土者之责也。”[20]祠庙体系不断完善、内涵不断丰富，逐步形成了以儒、释、道及民间信仰（自然神只）融合的平都山祠庙体系的个性化与以儒、释、道、民间信仰（行业神只）融合的城郭祠庙体系的普遍性相结合的庞大祠庙系统。
空间上，形成了以治西、治东（平都山脚）、平都山顶为中心的分布格局，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反映官方教化功能祠庙向西聚集即向政治中心的靠近，如文庙、奎星楼（魁星阁），这跟环境、文风等有关。二是由山上往山下迁建，如龙神庙、武侯祠，这与祭祀活动的便利性有关。三是由治西向治东的迁建，如文昌祠、奎星楼、社稷坛、厉坛、武侯祠等，使平都山祠庙体系日益丰富，逐渐形成了以平都山脚为中心的祠庙空间分布格局。竹雪庵、鹿鸣寺、苏公祠皆位于鹿鸣山，但民国《县志》列入“平都山麓各庙”,说明“平都山”空间范围发生了变化。
类型上，一是官方祭祀祠庙，纳入“典祀志”,一是非官方祭祀祠庙，则纳入“祠庙志”即“凡寺观祠庙之不列祀典者”[11],三是非以上二者所记祠庙，如《艺文志》、民国《县志》之《丰都市街道略图》等所记祠庙。胡平表祠、川主庙被排除后，官方祭祀祠庙基本固定下来。治西向治东迁建的祠庙多为“典祀志”祠庙，说明了官方祭祀活动空间逐渐向“治东”聚集，而这一区域祠庙以社稷坛、先农坛、厉坛、龙神祠、火神祠等祭祀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神只为主；“治西”是官方祭祀的另外一个主要区域，是以文庙、乡贤祠、名宦祠、忠孝祠、节义祠等祭祀与教化相关的儒家神只为主。两大官方祭祀区域对象侧重点的不同，正如《礼记》所说：“法施于民，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21]这充分说明了官方信仰根植于本土文化中。
丰都城市祠庙的发展是全国、区域乃至地区政治、社会、心理、经济等状况反映，文庙祠庙体系不断丰富是国家教化功能强化的反映；禹王宫、万寿宫、福禄宫是“湖广填四川”这一社会事情反映；奎星阁（魁星楼）、镇江祠（3处）、王爷庙（3处）、风云雷雨坛等是当地人民祈祷文化兴盛、风调雨顺、应对水灾保佑平安的心理反映；梅葛庙、巧圣宫等是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庙会、祭祀仪式、传说故事等“无形”东西是祠庙的“魂”,是丰都鬼神文化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如光绪《县志》的“典礼备考”[13]、民国《县志》的“礼俗志”及李祥麟[17]、郑性忠与姚玉枢[16]对民国时期的城隍出巡时间、线路、排场等的详细记载。此处限于篇幅，当另文撰述。
注释：
①可参见陈世松、陈云、苏东来：《近代以来丰都鬼城文化研究现状综述》，《四川客家通讯》2015年第1期；杜芝明：《丰都鬼神文化研究述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郭广辉：《丰都“鬼城”源流研究学术史述评》，未刊版；黎小龙：《平都山庙宇的起源、发展、演变》，未刊版。
②从康熙《丰都县志》卷2《学校》、卷7《艺文志》佚名作《重修文庙记》（作者为吴用先，见光绪《续修丰都县志》卷4《艺文志》）及县学建筑群看，县学、夫子庙建筑存在重合，康熙县志有“学宫图”即县学建筑图。
③方志中有关帝宫、崇报祠、老关庙之名，为平都山阴祠庙。
参考文献：
[1]（清）常明，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卷34[M].成都：巴蜀书社，1984:1524、1386.
[2]何一民。中国城市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6.
[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28.
[4]（清）王廷献，朱象鼎。（康熙）丰都县志：卷7[M].康熙四十九年刻本（1710）。
[5]（康熙）丰都县志：卷2[M].
[6]（清）蒋履泰。（光绪）续修丰都县志：卷4[M].光绪二十年刻本（1894）。
[7]（清）瞿颉。（嘉庆）丰都县志·名胜志[M].嘉庆十五年刻本（1810）。
[8]（明）龚自成。平都山志[M].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1613）。
[9]（明）刘大谟，杨慎。（嘉靖）四川总志[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177.
[10]（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20.
[11]（清）田秀粟。（同治）重修丰都县志：卷2[M].同治八年（1869）刻本。
[12]光辉，朗承诜，余树棠，等。（民国）重修丰都县志：卷3[M].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
[13]（光绪）续修丰都县志：卷2[M].
[14]四川省丰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丰都县志[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14、638-641、636-647.
[15]赵尔巽。清史稿：卷82[M].北京：中华书局，1977:2485-2486.
[16]四川省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丰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M].1989:71-72、131-135.
[17]李祥麟。丰都旧事[M]//四川省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丰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4:108、99.
[18]卫惠林。丰都宗教习俗调查[M].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研究实验部印行，1935.28.
[19]刘大祥。丰都道教和佛教史略[M]//四川省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丰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7:182、190、191.
[20]（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
[2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