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叩开了涣决中华之大门。从此，鸦片烟毒如毒瘤般寄生并蔓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重庆解放之前，作为西南物资吐纳的枢纽地，不仅是川产烟土最大的集散市场和外销码头，还是滇、黔烟土运出西南的交通要道。而鸦片烟税则为反动地方政府和军阀扩充实力的重要财源，历来是反动政府、大小军阀争夺的对象。
烟毒泛滥山城
解放初期，重庆满目疮痰，烟毒泛滥。据公安局统计数据，全市有吸毒者12725人，这些吸毒者大都是劳动人民，他们有的因生活所迫吸食鸦片，麻醉自我，有的在地主、官僚诱骗下染毒并受其剥削压迫。不少吸毒者走上犯罪道路，甚至男盗女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据1950年统计，全市共处理各类治安案件14937件，其中烟毒案就有5956件。1950年1月至8月，重庆市公安局破获4327件烟毒案，逮捕5760名烟毒犯，缴获24200多两鸦片毒品。当时，重庆尚有云南帮、湖北帮、宜宾帮、赤水帮、万县帮、重庆帮等贩毒集团，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重庆的烟毒大部分来自云南、贵州两省及长江上游的宜宾、卢县等地。大量鸦片在重庆加工制成熟品后，除一部分在本地贩卖外，其余则沿长江运往万县、宜昌、武汉等地，并分散销售到全国。
烟毒贩子为逃避打击，在运毒、制毒、贩毒各环节都由公开转向地下，有的甚至还与土匪、特务勾结。毒贩依靠水路、陆路两路运送毒品，水路夜间启航，不泊码头，拂晓卸货；陆路则小路携带，各地设联络站，通过暗语互通行情。为了伪装运毒，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如在汽车轮船内、门壁夹层、机器引擎中、木筏的竹篙、轮船的油舱、木船的夹底藏毒品，棉花、木柴、茶叶、蔬菜堆都是藏毒的地方。在制毒环节，毒贩一般都会利用合法的职业隐藏身份，如开私人医院、小型制药厂等。制毒地点多设在防空洞、高楼、机关暗室，制毒时间则以夜间和戒严之后、午休时为主。在销售毒品过程中，毒贩由解放前的集中销售转为分散式销售，大毒袅一般不出面，多为“串串”与各地帮客、运贩、零售贩在茶馆等公共场所进行交易，以黄金作价，暗语交谈，用握手方式讨价还价，外行人很难识破。在街头零售的小贩，多分布在复杂街巷、码头、河滩棚户等地，有的还利用妇女、小孩把小包毒品直接送到吸毒者家里。
全面肃毒运动
烟毒泛滥给重庆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由烟毒衍生而来的卖淫缥蝠、扒窃偷盗、纷争械斗等许多犯罪行为，阻碍了解放后重庆经济的恢复发展。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重庆开始了一场坚决而彻底的肃毒运动。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这标志着全国性的禁烟禁毒运动正式拉开序幕。西南军政委员会于3月明令“严禁种植鸦片”,于7月31日发布《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该办法的实施，标志着西南地区禁烟禁毒斗争的全面展开。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大致经历了行政制裁、发动群众、集中肃毒和巩固胜利4个阶段。
从解放初到1950年9月，重庆的禁毒工作还属于行政制裁阶段。这一阶段的禁毒工作大都是零星的、日常的治安行政管理，主要依靠案件的侦破。为摸清重庆地区制造、销售、吸食毒品的情况，禁毒工作首先从登记制造、销售、吸食毒品人员开始。
截至1950年3月底，重庆共登记吸毒者15000余人，贩毒者4400余人，制毒者600余人；其次，禁毒工作在毒品运送的路线上展开，通过沿线设卡、城市巡逻等方式截断毒品运输通道。此外，在加强治安行政管理的同时，禁毒工作还在毒贩藏身之所、活动之地和易于窝赃销赃的场所布建耳目，适时出击，准确、及时地打击毒贩。
自1950年10月始，重庆市肃毒工作在群众中全面展开。10月13日，由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文教局、市人民法院、市警备司令部等20余家单位正式组成重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任主任委员，各区也相继成立相应的分会。结合重庆实际，市委、市政府确定了“保护市民身体健康，维护1禁贩运、制造、售卖、吸食、收藏毒品”的禁烟禁毒方针，并明令规定：散存于民间的毒品要限期缴出，吸食者限期戒除，务使在一定时间内，杜绝四邻烟毒的来源，肃清境内的烟毒；广泛发动各部门、团体，利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市展开宣传活动，如编绘有关禁烟禁毒的幻灯片，编排有关禁烟禁毒的戏剧和其他文艺节目，编写和收集各种禁烟禁毒的文章和资料；发动群众，组织戒烟互助组，并设置戒烟所，召集本市医药专家讲授和指导戒烟，向戒烟所和戒烟互助组提供戒烟药品；动员群众自筹、自捐戒烟经费，减免贫苦烟民戒烟药费；市公安局联同各区人民政府、连界的川东各区县人民政府，严厉打击烟毒案犯，查禁制、运、售烟毒活动。
据统计，到1951年底，全市共组织戒烟所729个，11238名烟民参加戒烟，其中的7803人在年底戒除烟毒，4716人在春节前戒除烟毒。在群众中开展的肃毒工作，不仅使成千上万的烟民脱离了苦海，打压了烟毒罪犯嚣张的气焰，还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发展。但此后由于“镇反运动”及中心工作的调整，禁烟禁毒工作有所放松，出现了“回潮”现象，戒烟所减少至29个，戒后复吸率达30%以上。
1952年5月至10月底，重庆开展集中肃毒。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下达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彻底“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重庆市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成立了禁毒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禁烟禁毒的群众性运动。同时，重庆市还设立了行动指挥、侦审、宣传和毒产处理等机构，以具体负责执行逮捕、准备监狱、专案侦察、审讯挖根、发动群众、号召检举和没收处理毒品等各项工作，为顺利进行肃毒运动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为了稳、准、狠地打击烟毒犯罪活动，禁毒办公室抽调大批干部，在整理汇集前一阶段斗争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三反”“五反”中发现的线索，进行了历时3个月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根据调查统计，全市共有制、贩、藏烟毒犯罪分子13000余人，且大都是惯犯。
毒贩拉帮结派，组成犯罪集团。其中，较大的贩毒团伙多达100余个，共计毒犯1000余人。这些贩毒团伙活动猖撅、气焰嚣张：公然行贿国家机关人员，搞里应外合；调查公安机关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搞望风放哨；盘踞一些运输机构，搞大规模贩运。
经过充分准备后，8月11日，重庆市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逮捕了一大批大毒贩。在突击审讯中，许多毒贩交代了犯罪事实。紧接着，全市又开展了毒贩登记工作，登记了一大批毒贩。9月1日至3日，10月4日，全市开展了两次集中出击行动，逮捕了大批毒犯。因行动有力、打击面广、成效显着，这3次逮捕行动被视为重庆肃毒运动的“3次战役。
为巩固肃毒运动的胜利成果，在每次大规模逮捕毒贩后，全市都会召开万人以上的公审、公判大会。11月，经西南局和重庆市委批准，20名罪大恶极的大毒犯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被执行枪决。对待毒贩绝不姑息的态度，充分展示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与此同时，在押毒犯也由司法部门加速审结，民政、卫生部门则继续进行戒烟工作。
1952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在《关于结束本市肃毒运动的计划报告》中指出：”肃毒运动的目的与任务已基本完成……我们拟将群众性的肃毒运动结束。”
1953年3月26日，重庆市民政局在给内务部的报告中称：”至目前为止，全市尚未发现有烟毒活动。“至此，重庆的禁烟禁毒运动顺利结束，栽害山城百姓百余年的烟毒得以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