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恋小说爱情风格之分析

　　
　　唐代婚恋小说展现出了美国心理学家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与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Hendrick）所提出的人类爱情的六种风格。男性对女性“一见钟情”的爱情模式与“激情型”爱情相对应，由精怪幻化而成的女子诱惑人类男子体现了“游戏型”爱情，青梅竹马日久生情是“友谊型”爱情，“才子佳人”和“门当户对”的爱情故事都是“实用型”爱情，因恋人的举动而忽喜忽悲以致于“忘餐”是“占有型”爱情，牺牲自己的生活乃至性命去帮助恋人是“利他型”爱情。
　　
　　关键词：唐代；婚恋小说；爱情风格
　　 　　
　　摘要
　　关键词
　　一、摄人心魄的激情之爱
　　二、飘忽不定的游戏之爱
　　三、细水长流的友谊之爱
　　四、理性选择的实用挚爱
　　五、忽喜忽悲的占有挚爱
　　六、移天动地的利他之爱
　　注释
　　参考文献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同样的，它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歌咏描绘的对象。唐传奇作为几乎与唐诗并驾的“一代之奇”①，自然有其探讨爱情的独特方式。唐传奇中婚恋题材的作品数量众多，成就也最为突出。[1]（P321）根据关四平先生的定义，我们将其中婚恋题材的作品称为“婚恋小说”,这类作品包含了多种婚恋形态，是恋爱双方性、情、欲的交汇融合。[2]（P2）由于唐代的“婚恋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的恋爱风尚和婚姻习俗，因而引起了历代学者的浓厚兴趣。前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但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作品的人物形象研究；从婚恋类作品入手，分析当时的婚恋观念和婚姻制度；对其中爱情故事的内涵及思想意蕴等方面的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西方爱情心理学的角度切入，以美国心理学家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与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Hendrick）的爱情风格理论为依据，来探讨唐代婚恋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爱情风格。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爱情风格是一种基于个体人格、爱情态度、爱情满意度等因素划分出来的爱情类型。根据美国家心理学家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与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Hendrick）的爱情风格理论，人类的爱情可以分为六种类型：激情型（Eros），基于强烈的身体吸引力和对外貌的偏好，关系的必然感是此种爱情风格的核心，恋爱过程往往会带有情欲色彩。游戏型（Ludus），爱情是和不同伴侣一起玩的游戏，游戏型爱情的特征是欺骗，没有关于自我和其他伴侣信息的表露。友谊型（Storge），这种风格把爱情看作友谊，缓慢地发展感情和承诺，关系耐久。它没有狂热和躁动，充满着平和安静，常常开始于友情，随着时间推移渐变成爱情。实用型（Pragma），倾向于依据有可能带来共同满意的理性的、实用的标准（如具有共同兴趣）来选择恋人，以类似于做生意的方式接近爱情，试图寻找在社会、教育以及兴趣方面与自己相配的伴侣，从而得到最“浪漫的交易”.占有型（Mania），这种风格可以称之为“症状式”爱情，情感激烈，恋人将另一半的行为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其一举一动往往会引起从狂喜到痛苦的大跨度情绪变化。利他型（Agapa），其特征是忘我的伙伴式照顾，不求回报地满足另一个人的期望，这种爱是耐心的，从没有要求或嫉妒。[3]（P392-402）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个特定的人来说，他不一定在自己所有的爱情关系中都表现出同一种风格，不同的关系会唤起不同风格的爱。即使在同一关系中，人们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展现出不同的爱情风格，也就是说，在某个人的全部爱情生涯或某段完整的恋爱关系中，可能出现多种爱情风格并存的情况。
　　
　　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与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Hendrick）的爱情风格理论概括了人类爱情的形态，那么据此来看，唐代婚恋小说中又包含了哪些爱情风格呢？
　　
　　一、摄人心魄的激情之爱
　　
　　激荡热烈的爱情往往发生在青年男女之间，而这一年龄阶段正是恋爱双方生命力蓬勃旺盛的时期，因此这种爱情风格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审美色彩和情欲色彩，即所谓的“强烈的外貌偏好和身体吸引力”.《莺莺传》中写莺莺的容貌之美，“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4]（P4012），张生一见之下的反应是“惊”.而莺莺更是兼有弱柳扶风般的体态之美：她“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4]（P4013），“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4]（P4014），其风流柔弱的姿态更是令张生心神荡漾。这种以容貌和身体为中心展现出来的强大吸引力，引发了张生对莺莺不可遏制且不能拖延的狂热爱意，他说：“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4]（P4013）23岁而“未尝近女色”“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4]（P4013）的张生，在短短的一见之后，迅速坠入爱河，从一无所好的“冷”情到不顾一切的“热”情，这一过程所用的时间极短，情感力度却极强，似乎爱意本身已经脱离了当事人的控制，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一切，使人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爱情狂热病”,乃至于做出一些罔顾规则的出格之事。张生对莺莺的这种感情，呈现出一种注定如此的“必然性”,似乎这一切全然由命运做主，不可抗拒。故事发展到后半段，张生和莺莺终于有了情事，狂热的爱恋在身体接触中落到了实处，为这种“一见钟情式”的浪漫爱情染上了情欲色彩，也是对故事开头就展现出来的“身体吸引力”的呼应。总之，张生对莺莺的感情符合“激情之爱”的一切要素，是此种爱情风格在唐传奇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有趣的是，“激情型”爱情风格几乎完全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男性对女性“一见钟情”的爱情模式。唐代婚恋小说中有很多与之相关的典型案例，《郑德璘》中郑德璘于舟中窥见韦氏，“甚悦”[4]（P1089），随即写诗传情；《非烟传》中赵象“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4]（P4033）；《华州参军》中柳生在“曲江见一车子”[4]（P2713），其内有“女之容色绝代”,即“鞭马从之”[4]（P2713）；另外还有《孙恪》中孙恪对袁氏，《裴航》中裴航对云英，《崔书生》中崔书生对玉卮娘子，《光化寺客》中儒生对白衣女等等。这些故事中，男主角的个人特质并不固定，他们中有落魄书生，有官宦之子，也有混迹市井之人，有的为时人推崇，有的却并不出色；女主角的身份更是神秘莫测，她们或为仙，或为人，或为鬼魂，或为精怪；然而，虽然人物设置千变万化，故事内容也不尽相同，但这些故事却往往包含有三个共同要素：男子对女子美貌的赞赏、短时间内发生的强烈情感和性关系的伴随。[5]（P15-20）这三个要素，又恰好与“激情型爱情”中的“外貌偏好”“关系的必然感”和“身体吸引力”相对应。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唐代婚恋小说中男子对女子“一见钟情”这一细节正是“激情型”爱情风格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具体体现。
　　
　　二、飘忽不定的游戏之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6]（P30），忠贞不二的爱情自然人人都想要，然而，即使有最坚定的爱情承诺，最愉悦的爱情体验，也还是不能保证爱情不会中途夭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7]（P79）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爱情梦想。完美爱情既然求而不得，那还不如着眼于当下，去享受短期恋情所带来的新鲜感，如此一来，就引发了另一种不甚严肃的爱情类型---游戏之爱。在这样的爱情中，恋爱中的某一方会隐藏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婚恋状况，以一种虚假身份去进行一场爱情游戏，一旦感到厌倦，就会舍弃原来的恋人，去寻找下一个合适的伴侣。纵观唐代婚恋小说，也能够看到这种游戏型爱情风格。
　　
　　《崔韬》一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士子崔韬在旅途中经过仁义馆，不听从馆吏的劝诫，坚持夜宿其中。半夜时他看到一只老虎进入馆内，脱下虎皮变为美丽女子，女子解释说自己本是贫女，以虎皮为衣，知道崔韬住在这里，特地寻来，希望能与之结成连理。崔韬听信了女子的话，将虎皮投入井中，娶了这名女子为妻，后来两人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不久，夫妻二人又经过仁义馆，虎女骗崔韬从井中取出虎皮，披上虎皮化成虎身，吃了崔韬和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故事中，虎女的真实身份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崔韬更是亲眼目睹了虎女变成人的过程，面对崔韬的质问，虎女采取了欺骗的策略，她说：“愿君子无所怪，亲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4]（P3515）而馆吏“此馆凶恶，幸无宿也”[4]（P3515）的告诫和虎女“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4]（P3515）的解释，也充分表明了虎女以美色惑人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也就是说，虎女对崔韬掩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和婚恋状况，利用一个虚假的身份信息，与崔韬进行了一场爱情游戏。到最后，虎女不仅仅是舍弃了自己的恋人，还以一种暴烈的方式毁灭了他，故事的结局之惨烈，令人心有余悸。
　　
　　《李黄》一篇也有类似的情节：李黄在长安市中遇到了一个美丽的白衣女子，殷勤为其还债，借此机会进入白衣女子家中，居住了三天时间，生出一段绵绵情意。从白衣女子的住所归家之后，李黄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甚至到了“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4]（P3751）的地步，后来才打听到，白衣女子原来是一条巨大的白蛇。这个故事中的白衣女子其实是一个带有动物攻击本能的妖精，而她的侍者对她身份的描述却是：“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4]（P3751）白蛇妖编造这样一个人间女子的身份和合理婚姻状况的目的，正是为了引诱李黄这样的人进入自己的住所，害其性命。故事的最后，白蛇妖已经消失不见，但从当地人“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4]（P3751）的描述中，可以推测出李黄并不是白蛇的第一个“猎物”,也必定不是最后一个。欺骗是白蛇妖惯用的手法，而她也正是通过这种手段，在和人间男子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游戏之爱”.
　　
　　另外，《邓元佐》《张不疑》《李咸》等篇目都含有女子隐瞒真实身份与男子进行“游戏之爱”的情节，而这些篇目毫无例外，全部以悲剧收场，故事中的男子也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说家对这些小说结局的处理方式，折射出中国古代文人对这种游戏型爱情危险性的认识。
　　
　　三、细水长流的友谊之爱
　　
　　激情之爱和游戏之爱固然令人心醉神迷，但是却未必能够长久维持，身处其中的人得到的往往只是“朝夕”而非“永恒”.相比较而言，基于充分了解和长久相处的友谊型爱情则更加稳定坚固。
　　
　　《无双传》中，男主角王仙客是女主角无双的表兄，王仙客自父亡后随母回其娘家，住在无双家数年，二人自小相交，感情甚笃，甚至曾经戏言约为婚姻，然而两人长大之后，却平白生出了无数障碍横亘在爱情之中，先是无双之父刘震不许，后有战乱失散，最终无双被送入宫中为奴。王仙客面对这种种磨难，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无双另觅佳偶，相反，他竭尽全力解决每一个困难：舅舅不许，就愈加谨慎地侍奉舅舅舅母，试图令其回心转意；战乱失散，就四处寻访，打听消息，最后遇到旧仆，方才得知无双的下落；无双进入宫中，两人面临的几乎是“一入侯门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8]（P945）的绝境，王仙客抓住无双出宫时那万分之一的机会，终于与无双互通消息，再经由侠士古先生的协助，以假死的方式救出无双，成就了一对五十年的夫妇。两人“皆幼稚，戏弄相狎”[4]（P4003）的友情，是“死而不夺”[4]（P4005）的爱情志向的源头，由友情转化而成的爱情，竟然拥有克服种种磨难的强大力量，这也无怪乎小说的作者发出“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何其异哉！”[4]（P4005）的赞美和感叹了。
　　
　　《王宙》一篇是“倩女离魂”故事的本源，男主人公王宙与女主人公倩娘为表兄妹关系，两人自小就有一定的情分，倩娘之父张镒器重王宙，有“他时当以倩娘妻之”[4]（P2831）的婚姻承诺，在幼时相处的过程中，友情慢慢转化为了爱情，然而两人长大之后，倩娘之父却又将倩娘许配给他人，王宙愤怨离去，这才发展出倩娘离魂追随情人而去的离奇情节。这篇小说中，王宙与倩娘的爱情虽然真挚坚定，却完全没有激情型爱情那种爆发式的肆意挥洒，而是慢慢发展，渐至深厚，最后才到了生死相许的地步。如果说激情型爱情绚烂如火，那么友谊型爱情就安静如水，王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4]（P2831）的爱情状态，正是这种友谊型爱情安静平和特征的绝佳体现。
　　
　　四、理性选择的实用之爱
　　
　　恋爱中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完全置身于二人世界之中，去享受爱情的浪漫与美好，去感受那似乎不受干扰、无所束缚的幸福，然而随着激情的渐渐褪去，各种问题与烦扰接踵而来，从前被忽视的许多现实因素也一一浮出水面，这时恋人们才会认识到，原来仅仅拥有对方的爱恋，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无忧，现实的压力终有一天会让两人之间的爱情产生裂痕。基于这种“现实打败爱情”的教训，许多人开始转而寻找在各方面都适合自己的人来确定恋爱和婚姻关系，希望能够在现实因素铸就的平台上，找到“最浪漫的交易”,这种在种种考量之下产生的爱情，就是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与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Hendrick）所说的实用型爱情。
　　
　　实用型爱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现实因素最隐蔽，因而也最受人赞叹的一种就是所谓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才子配佳人”的故事固然浪漫，但究其实质，触动才子佳人情缘的媒介其实是“才”与“色”,而“才”“色”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因素，“才”与“色”相匹配的过程，其实就是基于理性考虑选择现实因素的过程。“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文学历史传统。早在汉代，就有卓文君“夜亡奔相如”的爱情故事，这可以算作才子佳人爱情模式的源头[9]（P397），而在唐代婚恋小说中，这样的故事开始增多，并且被集中演绎。《霍小玉传》中霍小玉和李益相见之后互相爱慕，男主人公李益当场就以“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4]（P4007）这样的话明明白白地点出两人“才色之恋”实质。另有《柳氏传》中柳氏的丈夫在把柳氏送给韩翊时说道：“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4]（P3995）而小说中也有这样的叙述文字：“（韩）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4]（P3995）可见，这种“才”配“色”的爱情是当时的人们认可并且极力促成的。
　　
　　门当户对的爱情也是实用型爱情的一种，与“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相比，这种爱情形式中的现实因素更外在，更显而易见，更体现着社会难以逾越的阶层关系。在唐代的社会背景下，门当户对的爱情其实符合当时的婚恋选择观。陈寅恪先生说：“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10]（P112）可见，缔结婚姻时依据门第是当时主流的社会风尚，违反这一潮流的人反而会被看作异类。唐人对门第观念的认同在唐代婚恋小说中也有印证。《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曾对李益直言“妾本倡家，自知非匹”[4]（P4007），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君之此去，必就佳姻”[4]（P4008）的现实。后来李益果然听从母亲的安排，娶了“表妹卢氏”[4]（P4008），而“卢亦甲族也”[4]（P4008），这是与李益“门族清华”[4]（P4006）的出身相匹配的一种门当户对的婚姻。《李娃传》中李娃在帮助郑生功成名就之后，自行求去，原因是认为自己并非郑生合适的婚姻对象，郑生“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4]（P3990）。在李娃的观念中，“鼎族”名媛才是与“荥阳公子”郑生相匹配的佳偶。《邓敞》中士子邓敞很有才华，初次应考，却“以孤寒不中第”[4]（P4090），后来他凭借宰相牛僧孺的势力登第，并瞒着原配妻子李氏娶了宰相的女儿牛氏，事情被挑明后，李氏不接受，“将列于官”[4]（P4090），她的女儿却“共牵挽其袖而止”[4]（P4090）。登第之后的邓敞，确实需要牛氏这门亲事来为自己的仕途助力，他的女儿都不顾自己亲生母亲的利益而认同这一点，足见门第观念在唐代的盛行。
　　
　　实用型爱情虽然因为过于理性而似乎失去了不顾一切坠入爱河的狂热，却也因为较早地考虑了现实因素，在爱情发生之前就或多或少地为爱情路扫除了一些障碍。当然，如“门当户对”式的实用型爱情，它与当今社会追求的平等精神相悖，受到现代人的激烈诟病。
　　
　　五、忽喜忽悲的占有之爱
　　
　　处于热恋中的人通常对感情的需求力度都极大，希望恋人能够全心全意地关注自己，而恋人的一举一动也往往能够牵动其心，令其情绪在“未见君子，忧心忡忡”[7]（P34）的痛苦和“既见君子，云胡不喜？”[7]（P252）的狂喜之间来回转换。这种由恋人行为所引发的强烈情绪变化，正是占有型爱情风格的典型特征。美国学者克罗斯（Cross Susan E）在论述中国文学中的爱情风格时，曾将《诗经·郑风·狡童》作为占有型爱情的例证，认为这首诗中“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几句所体现出来的对爱情的专注执着和痛苦抱怨恰恰符合占有型爱情的主要特征。[11]（P283-309）仔细考察这几句诗，可以看出它表现的是一种没有爱人关注就无法正常生活的状态，“不能餐”这一细节正是这种状态最生动最凝练的概括。而类似的案例，在唐代婚恋小说里并不罕见。
　　
　　《昆仑奴》中，红绡妓在临别时以手势相约，崔生回家之后的反应是“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4]（P1452）爱情的力量如此强大，令崔生完全沉迷其中，不能正常进食，终日精神恍惚。崔生的诗作从表面看来写的是女子对他的相思之愁，究其实质，表现的却是崔生本人对女子生活状态的关注，是崔生碍于面子不好直说的一己之愁，这些表现充分说明，崔生确实陷入了这种”爱情病症“之中。再看红绡妓一方，到了约定之期：”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4]（P1453）红绡妓”恨“的是对方，”愁“的是自身，这些”恨“”愁“的字样，体现的正是恋人行为所牵动的自身情绪波动。
　　
　　《非烟传》中，赵象”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1,即”神气俱丧，废食忘寐“[4]（P4033），非烟是武业公的爱妾，根本不是合适的恋爱对象，但赵象实在不能忍受爱情的折磨，冒着很大的风险请人传递消息给非烟，在得知非烟的反应是”但含笑凝睇而不答“[4]（P4034）后，就”发狂心荡，不知所持“[4]（P4034）。他又寄诗给非烟，得到回信，就拊掌喜曰”吾事谐矣“[4]（P4034）。再次传诗过去，十天没有得到回信，惧怕非烟反悔，只能独自在前庭吟诗以抒其愁闷。这个故事中，赵象已经不再是自己情绪的主人了，他的快乐和忧愁完全取决于非烟的行为，非烟回信，他就喜，非烟无信，他就悲，狂热的爱意，竟将赵象这样一个”秀端有文“[4]（P4033）的才子，变成了一个忽喜忽悲的”傻角“.
　　
　　六、感天动地的利他之爱
　　
　　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甚至会渗透到爱情中去，将爱情变成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段。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此现实世故，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不求回报的奉献式爱情，即利他型爱情。
　　
　　《李娃传》中，李娃又遇郑生之后的所作所为正是利他型爱情风格的典型体现。当时郑生已经众叛亲离，沦为乞丐，并且几近丧命，李娃细心照顾他，使之”平愈如初“[4]（P4990），又帮助他温习诗书，入第登科，走上仕途。然而，在协助郑生功成名就之后，李娃却丝毫没有”夫荣妻贵“的想法，相反，她劝郑生求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作为妻子，为了不妨碍郑生的前途，她决定离开郑生。在这个过程中，李娃完完全全是在为郑生考虑，她以清醒的态度和理智的方法使郑生回到了他原有的正常的生活轨道，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她不惜牺牲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个”愿以残年，归养小姥“[4]（P4990）的人生结局。李娃无条件地帮助郑生，并且不求任何回报，她的爱情纯粹而崇高，而她本人也是完全当得起小说作者”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4]（P4990）的赞美的。
　　
　　《杨娼传》中，岭南帅在性命垂危之际，仍然尽最大的努力保护爱妾杨娼，为了使她不受善妒的正房夫人的伤害，他”大遗其奇宝，命家懂榜轻舠“[4]（P4033）护送杨娼北归，自己却忧愤而死。岭南帅这种将爱人的幸福置于自己幸福之上的爱情精神，感动了”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4]（P4033）的杨娼，为了报答岭南帅深切的爱意，杨娼做出了”撤奠而死之“[4]（P4033）的殉情之举。利他型爱情之感人，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婚恋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意涵丰富，上述文章中所列举的作品虽然只有寥寥数篇，却涵盖了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与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Hendrick）所提到的全部爱情风格。爱情风格理论虽然属于西方社会学中爱情心理学的范畴，却仍然可以用于文学研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内容。这不仅为爱情风格理论提供了案例支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唐传奇的崭新的角度，使得我们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更好地去发掘其中的内在意蕴。
　　
　　注释：
　　
　　①洪迈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莲塘居士《例言》中引录洪迈语，宣统三年（1911）扫叶山房石印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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