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生代作家阿乙的创作可以看做是谋杀系列小说,各式恐怖的案件经其润色,带有鲜明的压抑惊惧的情感基调及新的内涵。在阿乙的小说中,死亡与时间成为两个极为重要的书写主题,作者对于主人公爱情的描写以及父亲形象的刻画则带有明显的潜意识写作倾向,各类杀人事件背后隐藏着作者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阿乙;死亡;时间;意识与潜意识写作;情感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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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
一、关于死亡与时间的思考
二、基于压抑惊惧的情感基调
三、有自觉意识、潜意识的创作
四、结语
参考文献
70后作家阿乙近年来日益受到媒体关注。阿乙,原名艾国柱,1976年生于江西瑞昌,曾任警察、秘书、体育编辑与文学编辑,曾获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自2008年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出版以来,阿乙笔下的故事多是带有恐怖色彩的谋杀事件,这些小说以杀人手法的残暴、社会影响恶劣以及小说背后隐藏的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思考而令人印象深刻。阿乙的小说却又不能简单地列为侦探小说,虽然整体是一个个形式各异的杀人事件的集合,但其侧重不是以警方的身份讲述破案过程的种种玄妙,而是反向地去描摹每一个杀人犯由构想犯罪到实施犯罪的心路历程。阿乙在以死亡和时间为主题的小说创作中,折射出内心强有力的意识与潜意识写作,“他向读者赤裸裸地呈现出长期被漠视的底层百姓的精神状态”[1],将压抑惊惧的审丑风格内化为其创作的重要特点。阿乙小说集中展现的是阴暗面,作品是阴郁的现实主义。
一、关于死亡与时间的思考
在阿乙自己看来:“我还是一个初级作者,故乐于写生死……我写小说,主人公少有不死的。”[2]阿乙关于死亡的书写,以社会问题事件为依托,从两个方面延展:一是从被动的一方,构成对死者的惨状的描写;一是从主动的一方,形成对杀人犯的死亡观念的呈现。在小说《极端年月》中,凶手何大智和吴军,为了争取残存的人生价值,选择以自杀性爆炸的方式,试图毁掉长江大桥,最终酿成15人死亡、23人受伤的悲剧。在这些死者中,有的“左手还在,胸部以下却被炸飞,心脏、血管、肉脂、骨节犬牙交错地摆放在一个横截面里”[3]7;有的“只是一具胸腹缺损的尸体,两只手都炸飞了”[3]10……面对这样的残尸,办案人员都难以忍受,看到晚餐桌上的荤菜纷纷狂吐不止。在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主人公将同班女生孔洁骗到自己家中实施犯罪,先是对其腰腹猛刺一刀,然后“持刀在她脸上划割,朝肉身猛刺”[4]49,最后“将她抱起,头朝下,腿朝上,倒放于洗衣机内”[4]49.一个高中生用如此残暴的杀人手法去残害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同学,这样的案件令人深感恐惧与疑惑。在孔洁的整个受害过程中,没有太多关于双方激烈对抗的描写,也没有范某刺下第一刀而后悔产生放手的假想,阿乙选择以冷静的方式处理,只在开头写一声孔洁的尖叫,余下的便都是范某沉着地将一个花季少女按计划毁掉的步骤展示。这般死亡状态的描写,一方面显现出主人公不可动摇的杀人之心,他异于同龄人的凶狠与冷静,恰是他对付社会的必备“武器”;另一方面,作者以平静的犯罪过程呼应浅显的犯罪动机:在最后一次审判时,主人公交代其杀人动机不过是他所谓的“逃亡使得生命更加充实”[4]180的荒谬逻辑。
死亡作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它是人们欲知却又无法得知、必然却又偶然的归宿与结局。在阿乙看来,死亡是离奇荒诞的,有一个从明到暗的清晰过程,除却各式死者惨状的描写,阿乙还通过笔下众多杀人犯的死亡观念的呈现完成关于死亡主题的更深层的思考。小说《极端年月》中,对于引爆炸药的何大智与吴军来说,“在自由不自由间,只有死亡过渡。当不自由难以忍受,而自由又遥不可及时,死亡取代自由,成为美好想象”.[3]73在自主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两人选择用整个世界摆平他们的委屈、愤怒与可怜,他们无法等待法律给予的严惩,他们忽略爆炸事件的社会危害程度,自尊的满足战胜理智的思考,尽管过程中有决绝,也有懦弱,但两人终究在电车驶向大桥的那一瞬,预见到美好,预见到天堂,找寻到一个在他们看来更好的人生归属。在小说《小人》中,陈明羲的父亲患有重病,为了给父亲凑钱做透析,身为老师的陈明羲却走上了盗窃、杀人的不归路。有位老狱警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放弃治疗,陈明羲却坚持“我不能杀我父亲”[5]73、“他人性命、我父亲性命,我取他人”[5]74的“孝道”.在陈明羲看来,死亡的内涵是多重的,他人的死亡可以换来自己父亲的救命钱,自己父亲的死亡却应当采取各种方式避免。时代的发展赋予死亡更加异样且深厚的内涵,阿乙将这些或荒唐或让人倍感无奈的死亡观念一一表现出来,超越了人们对传统死亡意义或价值的认知,进一步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阴暗面。
同卡夫卡一样,阿乙也视人间为地狱,时刻被“灰”色挤压着。死亡意味着逃脱地狱,而与死亡对立的生存则意味着不断地与时间抗争。阿乙在小说中同样表现出对时间问题的深刻思考。在一部题目就具有一定时间指向性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男青年放逐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把时间作为最大的敌人并准备杀死它。他自白道:“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行路、劳动、战争、求欢,都是阻挡肉身与时间直接接触的屏障,但在我这里,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4]131他曾经感受到时间密实的愉快,将其看做生命之果,只是一旦走进无聊的生活,他便这样定义生活的主旨:“无聊、重复、秩序、圈套、囚徒。”[4]92每个人仿佛都围绕时间生存,生活充实的即为强者,生活空虚的则为弱者。这位男青年的时间观念不过是作者阿乙本人时间观念的延续性呈现,在小说《先知》中,作者更是借“哲人”朱求是之口阐述了自己关于时间的思考:“人类的主要行为只应有两种:一是自杀;二是选择与时间对砍(杀时间)。而在杀时间的过程中,只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是人类短暂征服了时间,要么是时间彻底摧垮了人类。第一个公式的答案是充实;第二个公式的答案是空虚。我以为,推导出这两个简洁的公式,有利于指导人们认识到人类存在的本原是什么,主要使命是什么,以及人类的历史因何驱动,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5]94阿乙笔下的时间已经超越了将其作为一个意向进行简单浅显的描述,时间在此承载着丰富的意蕴,且已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作者借此追问人类生存的本原与意义。在一次访谈中,阿乙曾明确表示在习作生涯中,他先后迷恋过卡夫卡和加缪,阿乙对于死亡与时间的思考或许正是深受两位大师的哲学观影响。
二、基于压抑惊惧的情感基调
正如医生出身的余华等作家在小说中冷静地书写血腥场景,五年的从警经历使得阿乙频繁地与尸体接触,他将尸体的惨状连同案发现场那令人倍感恐怖的气氛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渗透压抑惊惧的情感基调。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从审讯到判决再到上诉,每一章的描写都透着压抑与惊惧的氛围。法庭上,民众惊异于男学生杀人的残忍手法:在血淋淋的姑娘尸体上硬要补刀三十七下;震惊于男学生杀人后的极度镇定:被捕后的第一个要求竟是吃麦当劳;更在这个“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4]179男学生做最后的告白之后倍感压抑与痛心。小说《极端年月》中,侦探专家张其冀为研制一种专门针对人体的炸弹,选择把自己作为试验品进行活体实验,分别在天顶、脖颈、胸脯等多个部位安装了七枚液弹,把自己炸得粉碎。阿乙对张老的死做了这样描述的:“……推开卫生间,水龙头和莲蓬头孩子哗哗地喷水,只有天花板和角落还涂抹了一点肉酱……他的尸骨都让水冲走,冲到下水道去了。”[3]67语言简洁却又形象生动,将几位警员在狭小卫生间内所目睹的一切平铺开来,直观地让读者体会当事人的由腐尸引起的作呕感交织着对前辈死亡的悲恸情感。
阿乙的作品中的压抑惊惧同样借助于令人难以忍受的审丑叙事表现出来。小说《敌敌畏》中,有一节写到警方为叶老汉的女儿验尸的场景,“亮得反光的尖头小刀只是从锁骨处往下笔直地一划,那皮囊带着黑血坏肉便往两边一瘫,暴露出人类的恐怖内在:暗红色的肺脾胃肾像电风扇叶片倒挂着,一些黑血凝滞其中,绿色的、黄色的肠子则像巨大的蛆虫,挤成一团往外游”[3]103……阿乙对令人作呕的变质的尸体内脏做丑陋形象地描绘,真实感堪比置身于剖尸现场的亲眼目睹。而在小说《自杀之旅》中,饱受压抑的张家民臆想:“他被砍断四肢,丢弃在恐怖而无休止的夜中,任何细小的虫子都过来蹂躏他一下,啃他的皮肤,吃他的脑浆,拿毛刺扎他的心脏。他有时候也看到一只血糊糊的婴儿爬到这床上来……用没有骨头的手揉擦自己硕大的白眼球,嘴角挎着鼻涕,无声地笑。”[3]200黑暗中的失眠引发张家民一次次对死亡的恐惧,被害的妄想凸显其对生活的绝望,阿乙借助丑陋的意象及夸张的想象将张家民的处境细腻地表现出来,再次照应其一贯的冰冷、绝望、压抑、恐惧的情感基调。
阿乙在创作中规避了单纯浅显的叙事模式,他流露于作品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压抑惊惧的情感基调并非是其借助经验优势满足读者对惊悚类案件的猎奇心理。阿乙试图通过黑暗书写,引发当下社会人们对自身心理状态、后代的成长环境等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正如周明全强调的“一个时代,尤其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更需要作家去描写黑暗、荒谬,让时代时刻有种紧张感,只有有了紧张感,一个时代才不至于麻木,才能更和谐地往前走”[2].
三、有自觉意识、潜意识的创作
作为有自觉写作意识的作家,阿乙有着一定的责任与担当,在与周全明的对话中,阿乙说到:“小说的责任有两种。一是提供消遣;一是提供精神归宿。前一种是通俗,后一种是纯文学。所谓精神的归宿就是,文本它是一座庙,是读者心灵可以寄居的场所。有着人类情感的钟声,有着人类共同的体验,有着安慰。我写小说,有这样的追求。”[2]
阿乙在小说中并非简单地呈现一个个社会事件,他关注导致罪犯心理扭曲异样的社会动因,层层剥离根植在杀人犯内心的攻击性症结。在他的笔下,十九岁的杀人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有着多重犯罪动因:生活的空虚与物流使他想要寻求在逃亡体验中才有的充实,拥有本地人身份的婶子在不自觉的歧视中完成对他的摧残,甚至连社会也难逃指责,白眼、冷漠都对一个高中生太过残忍。何大智与吴军(《极端年月》)的犯罪动机则更为复杂。何大智怀有对妻子不守妇道行为的愤怒,对父亲当初拆散良缘的痛恨,以及面对母亲一次次指责而无法申辩的委屈,多种负面情绪长期交织,让何大智看不到生存的希望,最终将一个威胁式的承诺践行到底。另一个罪犯吴军,他自认为在旦角的扮演中完成了对自己本质的认识,他描口红、画鬓角招来的只有外界的嘲笑与指责,于是委屈转为绝望、绝望转为报复的心态驱使着他一步步走向犯罪的道路。阿乙用幽深的笔触探向众多罪犯或坚硬或脆弱的心灵,在构思中直面当代社会带给人们生存的压抑与迷茫,引人深思。这种自觉式的窥探书写正是阿乙自我信奉的作家职责所在。
然而在阿乙的小说中,他对爱情的描写以及对父亲等人物形象的刻画又带有鲜明的潜意识写作倾向。阿乙笔下的爱情是残损的,充满悲剧色彩。小说《极端年月》中,除爆炸事件以外的另一条线索是主人公与女友媛媛之间的感情纠葛,在起伏的情节发展中,“我”纠结于对媛媛的爱与媛媛的背叛带给我的愤怒,阿乙精细地刻画了一个深陷爱情泥潭的痴迷者形象。在其他小说中,阿乙或是描写夫妻间的不忠与厌恶,或是描写被爱拒绝者的痛苦与报复,总之在他的眼里,“爱情这个词是人类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个词,需要重新界定,它应该是中性的,它充满了作恶的可能性”[6].阿乙的这番观点与他实际生活中一场长达八年的失败恋爱经历是分不开的。阿乙在《偏执》中也曾写道:“我赋予暗恋者以伟大,是因为自己曾承受这样的侮辱。”[7]97八年的伤痛影响了阿乙的恋爱观,却也为他提供了作为恋爱挫败者最真实的内心感受,从其小说中不仅读出小说人物的悲哀,也能深刻感受到阿乙自己的苦苦挣扎。阿乙小说中亦出现了父亲形象“去权威化”的倾向,在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正是父亲长大、读书、挖煤、结婚、生子、得病、死亡的人生轨迹,让主人公感受到时间对生命的无情淹没与剥夺,这一观念的形成构成了他选择杀人的动因之一。在小说《小人》与《极端年月》中,父亲同样可以看做是杀人的“真凶”,陈明羲的父亲患重病促使他行凶杀人筹备医药费;何大智的父亲将儿子与恋人拆散,致使何大智埋下仇恨的种子,最终酿成惨案。阿乙曾经自白:“阿乙这个名字就是赢取在父亲那里的独立。从大学开始就用这个名字。考上大学,就开始想逃离父亲的控制。”[2]可见阿乙对父亲本人以及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安排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隐藏较深、不能被人意识到的心理部分。它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层基础,主要包括人的原始本能冲动及成长过程中被压抑的原始欲望,因不被社会规范、法律、道德等因素允许而压抑在心理深处的潜意识,总想寻找发泄的方式,使之得到满足,潜意识对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乃至人的全部行为起决定作用。[8]30正是长期的爱情受挫与父爱对自己的压抑,使得阿乙试图借助创作---描写扭曲残损的爱情,刻画权威感丧失的父亲形象,毫不遮掩地将这种积压已久的潜意识发泄出来,通过文字式的“报复”治疗个人经历中隐含的伤痛。在一次次地回味与暴露那些难以承受的悲观与无助的过程中,或许阿乙是痛且满足的。
四、结语
阿乙在中短篇小说的文学创作中,以其独有的敏感摸索着对社会、对人生的哲学性思考,字里行间流露“足够的沉积,足够的情怀,足够的诚实,足够的寂寞”[9].然而,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阿乙执着于对过程和结局的描写,但对人物动机和情节转折点动力的开掘稍显不足,他关心人受到的压抑,但不关心人如何摆脱压抑。”[8]关于生命的阐释,由叙述事件到探索真谛需要一个由浅入深的复杂过程,我们相信阿乙有足够的耐力和动力,同样,人们总会期待血腥恐怖之后回归的温暖,在废墟之上建造一个太阳,阿乙也自我坦言:“我以后会写温暖的作品。”[2]或许,其日后的创作会为温暖故事的发展探索出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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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乙。下面,我该干些生命[M].杭州:杭州文艺出版社,2012.
[5]阿乙。鸟看见我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6]裘晋奕。阿乙:新书是向加缪致敬[N].重庆晨报,2012-02-19(20)。
[7]阿乙。寡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8]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9]刘汀。暗恋与逃亡:阿乙和他的文学世界[N].文艺报,2012-07-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