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判运动与文学规范的建立(2)

　　这场“讨论”的结果以影片及其创作者、支持者受到全面批判而告终，《武训传》被宣判为“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4]，孙瑜、赵丹、夏衍等人迫于形势的发展做了检讨，这是新生的政权在推进文艺体制一体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合。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新中国政权改造知识分子、规范文学创作的先河。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学体制，并且把方方面面的文艺思想引导和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高度重视，毛泽东早在《讲话》中就主张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且为政治服务，将文艺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各阶级争夺的前沿阵地。在这种严密的注视和监管下，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许多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涌进了革命文艺的队伍，他们带着很多的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各种旧意识的残余……这就使文艺界在思想上发生了相当混乱的现象”[5]。

　　《武训传》批判运动同时为“旧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因为即使是使艺术家们为了题材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进行改造，还是无法避免作者个人意志与国家宏大叙事的偏离。这表明“在面对书写历史的转变、进而主观上也要求自身去迎合这种转变时，知识分子内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并未真正完成改变，这就导致创作过程中仍然渗透了原有的创作理念而并不自知”[6]。电影《武训传》之所以引起批判，就是这种外在的迎合与内心的思维惯性相互冲突。毛泽东发动《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因为他从《武训传》中看到知识分子这种难以根除的思维惯性，所以才强调改造知识分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自此之后，在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预下，新中国文学在一次次的周期性震荡中曲折地发展。接踵而来的文艺界批判运动使得艺术家们的个体表达逐渐被被主流意识形态强制修改和同化。知识分子在完成对自我的价值判断标准的转换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试图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判完成了它的政治功能，知识分子也被“成功”地改造了。

　　《武训传》批判对文艺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确立了书写历史的新范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叙述是文学表现的主体，歌颂光明与胜利的活力和乐观主义色调成为时代美学的要求。在此情境下，描写和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建立政权的作品大量涌现，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等，它们大多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带有“既定”的性质，即“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7]。所谓的“既定意识形态目的”就是“合法性论证”，即“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到下的武装斗争最终取得全国胜利所具有的真理性和正义性”[8]。因此在这些作品里，已经丝毫找不到类似《武训传》里的模糊立场和政治错误。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对光明的向往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新的人物”即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成为颂扬的重点，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普泛化，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阶级属性成为人物道德身份界定的主要依据。“新的人物”逐渐被狭隘规定为“工农兵”、“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直至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在此情境下，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性和美学效果大打折扣，比如人物形象塑造的扁平化、单一化，情节的模式化，风格的单调、沉闷等问题，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宣传政治理念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自批判《武训传》后关于书写历史的另一极端，这是当时批判《武训传》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四、结语

　　总之，对《武训传》的批判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次批判运动，从当代文学思潮的角度看，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这次运动对来自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有效的改造，对革命队伍内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予以了全面批判和清理；并且为作家如何正确书写革命历史规定了范式，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启了新中国文学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见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等。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24.
　　[3]曹霞.〈武训传〉批判对旧文艺及知识分子的规训[J].南方文坛，2009，（09）：90.
　　[4]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N]..人民日报，1951.8.8.
　　[5]王瑶.新中国文学史稿（下册） [M].新文艺出版社，1953.45.
　　[6]肖进.对电影〈武训传〉及其批判的再审视[J].当代文坛，2012，（07）：29.
　　[7]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2.
　　[8]王庆生，王又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册）[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