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民间记忆写作里的民国匪患与战乱

　　
　　新世纪初民间记忆写作里的民国匪患与战乱，与文学史上以虚构小说为主的土匪、战乱题材写作差异明显。源自个体记忆的缘故，其写作匪患与战乱对普通个体命运的影响，或更具私人性与“在场感”,初步具备了新的美学特征与写作突破。
　　
　　关键词：记忆写作；匪患；战乱
　　 　　
　　摘要
　　关键词
　　一、写作简况
　　二、匪患
　　三、战乱
　　1.摹写逃难中的人物行为与情景
　　2.逃难中的异乡生活
　　结语
　　参考文献
　　
　　新世纪以来，一批建立在自传记忆基础上且颇具文学水准的“记忆写作”相继出现，如齐邦媛《巨流河》，王鼎钧《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高尔泰《寻找家园》，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沈博爱《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等。作品多从个体记忆的角度，讲述民国至当下的家国历史，由于贴近个体生活体验，文笔生动，描写鲜活，有别于以前的同类写作，因此备受关注。
　　
　　源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变迁，民国时期①，经历着农业经济、自然经济急遽衰落，生活环境恶化，传统道德动摇，底层社会物质与精神破坏等影响，这一切与多发的匪患与战乱息息相关。二者紧密联系，同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挑战与破坏，并加速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崩溃。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故乡》、茅盾《春蚕》《子夜》、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沈从文《从文自传》、姚雪垠《长夜》等作家作品先后对此有过表现。1949年后，在两岸紧张对峙环境下，作为“前朝”的民国社会历史，被冠以“旧社会”的标签并遭受全方位贬损。1949年起的30年里，匪患与战乱始终与国民党政权统治紧密捆绑，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邪恶和腐朽的有力佐证。这状况，同样表现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学中，尤以“革命历史小说”为代表。198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开始有所变化，尤其1980年代末勃兴并持续至今的“新历史小说”浪潮，作家们争相以文学想象方式重构民国社会历史。
　　
　　以往我们关注“文学”所述的民国匪患与战乱，多着眼于虚构性的小说创作，因此忽略以个体记忆为基础、以叙事散文为主要文体的自传性记忆写作，这种写作自1980年代至今，不绝如缕，且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阶段性特征。本文选取新世纪以来部分较具影响及代表性的记忆写作为例，从文学史的视角，对其民国匪患和战乱写作进行归纳分析，我们得以看到，新世纪初民间记忆写作里的民国匪患与战乱，与文学史上以虚构小说为主的土匪、战乱题材写作既同且异，可能由于源自个体记忆方面的缘故，其写作匪患与战乱对普通个体命运的影响，或更具私人性，并且“在场感”十足，初步具备了新的美学特征与突破。
　　
　　一、写作简况
　　
　　本文选取“民国”这一历史时段，首先是由记忆写作者群体的年龄结构所决定的---这是一批主要出生于1920-1930年代的“老人”,其记忆写作的主要范畴，主要集中在民国年间。而且由于年龄的关系，作者多采用童年/少年视角去写匪患与战乱的记忆：“我的童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童年，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童年，更是一个恐怖的童年，还是一个常做噩梦的童年……”[1]13其次，民国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匪患与战乱较为频繁的年代，“土匪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土匪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与发展。近代中国几乎可以说成了一个盗匪的世界”.[2]195而今天我们对该历史时期匪患的了解，通常来自于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文学对匪患与战乱向来有着鲜活表现，《水浒传》便是古代匪乱题材写作的代表作。现代以来，鲁迅《阿Q正传》写清末“革命”如何影响乡村民众生活、《故乡》借闰土之口道尽农民身处乱世之艰，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写浙东军阀混战，茅盾《子夜》开头，便是由吴老太爷躲避乡下战事引出。萧红《生死场》、张爱玲《倾城之恋》同样以处理战争名世。此外，部分作家将自己的亲历记忆用文学表述，如《从文自传》自叙少年士兵沈从文闲看无事，经常在夕阳下倚着城楼看“杀头”打发时光。姚雪垠《长夜》记叙自己遭土匪绑架，随之转战流窜乡野并最终在战乱里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曲波《林海雪原》近距离叙写东北剿匪往事。在近30年来的“新历史小说”中，贾平凹、杨争光、尤凤伟等作家分别创作了土匪系列小说，并出现了莫言《红高粱》里的余占鳌、陈忠实《白鹿原》里的黑娃等不同于以往的土匪形象，这些土匪及其生存、活跃的时代，成为充满魅力与想象空间的当代文学场景。
　　
　　现当代文学对同现代历史的摹写和表述，除了前述虚构性的小说以外，基于写作者自身记忆的自传性写作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涌现的、兼具一定文学意蕴与社会影响的、以“叙事散文”为主要形式的记忆写作，其代表有何兆武、高尔泰、齐邦媛、王鼎钧、姜淑梅、徐小棣、沈博爱等。其与传统自传写作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写作范围，故事讲述以写作者的个人记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和中心，但不限于自身亲历（直接记忆），凡记忆所涉所及故人旧事（间接记忆），皆可入文。其次，就叙述时间来说，自传写作一般以传主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按照精确的线性时间顺序来行文。而新世纪记忆写作并非如此，其更多按照地域、人与事来展开叙述，时间既不以线性顺序精确展开，且不与主要人物的成长捆绑叙述，时间只是作为大的背景存在。换言之，即时间并非推动叙述的严格主线。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如是评价王鼎钧的写作：
　　
　　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的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了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而具有丰富的思想性。[3]238
　　
　　二、匪患
　　
　　1980年代以来的记忆写作，大体上可进一步分为知识分子与民间两类，前者是较纯粹的知识分子写作，其代表为杨绛、张中行、何兆武、齐邦媛等，由于知识结构、生活环境与人生境遇等方面与民间底层颇有差异---1、学校内外之别，对于匪患与战乱的体验不同于后者，因此体现在文字上，便是对匪患与战乱的策略性略写乃至回避。
　　
　　本文所论记忆写作之“民间”性，即普通底层乡民记忆里“乱时候”的“旧事”,主要落实在环境、生存方式、活着/死亡、性别差异、记忆与文字等表现范畴。在新世纪众多记忆写作里，对民国年间匪患与战乱表现较为集中且具代表性的，分别是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以下简称《乱时候》）中、《甘蔗芽，苦菜花》和王鼎钧“自传四部曲”里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这些记忆写作里所讲述的匪患，与历史学范畴里的土匪研究，多有不谋而合处。
　　
　　姜淑梅的写作，多以人物或事件为轴，文字简练，各篇皆精干而有力，其中涉及民国匪患的篇章主要有：关于土匪日常犯罪行为（即绑架勒索等）的《女老缺》、《金孩家的事》、《被胡子绑架的“亲戚”》，表现土匪暴戾与变态行为的《胡子攻打百时屯》、《刘克七的人》等篇。此外，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对匪患也有所表现。
　　
　　历史地看，土匪的生存方式与手段并不相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土匪，其谋生的手段也不尽相同”.民国年间，匪患以华北、西北、东北、1.《乱时候》与《昨天的云》所述匪患，恰好同在山东：“民国以来，山东匪患不绝。其土匪之猖獗，遍布地区之广，仅次河南。”[4]125而且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讲的“土匪”,主要以“山匪”为主，故匪患多集中于山区及周边村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生存与活动空间，匪患并不发生在城市里：“有助于土匪活动的物质条件：远离省或县中心地区的政治和地理的环境、自然灾害诸如水灾、或旱灾的频繁发生，像山区、森林那样的荒凉地带，在那里土匪活动似乎要比在农业生产地区更为适宜。”[5]5《乱时候》所述民国时期，作者见闻的匪患只发生在乡下，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土匪是乡土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更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经济的极大威胁。历史上，“匪”与“乱”总是相随相生，互为因果：“土匪的变态行为与近代社会的剧烈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乱时候》的“乱”,便是由土匪的“变态行为”开头的，所谓“变态行为”,指的是“有一些土匪在抢劫勒索之外，以杀人为乐，淫人妻女，烧人房屋，并肆意侮辱抢劫或绑票对象，这类犯罪行为都属于变态行为之列。”[6]157-158《乱时候》有一篇《刘克七的人》开头便写：“巨野从前有个刘克七，他的人走到哪儿杀到哪儿，到底杀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而第一篇《胡子攻打百时屯》，则写了一场土匪包围村庄、企图“屠村”的惨烈战事，这让我们联想起杨争光小说《黑风景》，同样是面临土匪威胁的村落，杨争光与姜淑梅的叙述重点却毫不相同：前者着力表现村人自我救赎过程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由此挖掘潜藏在乡民人性里的丑与恶，而后来土匪屠村的惨状，却举重若轻地一句带过并随之收笔。后者在简单交代土匪屠村的缘由之后，重点突出被前者一笔带过的部分，并且复述了土匪的目标：
　　
　　打开百时屯，小小子把鸡巴割了，小闺女绑上手脚、套上石头磙子轧死，大闺女小媳妇玩够了再杀，大男人把头割下来拉一车，拉到刘大当家的坟上，给刘大当家的报仇！要杀光烧光抢光，一人不留！[7]4
　　
　　这则故事印证了以下研究：“人格变态土匪在进行抢劫时，胆大妄为，手段残忍，犯罪有持续性。”其中以“偏执型变态行为”为主，“表现为敏感多疑，报复心强；主观固执，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嗜好杀戮等特征。”[6]161这些发生在齐鲁大地的民间集体暴力行为和与之相应的武装传统，让我们联想起此地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梁山豪雄，以及清末乱世中崛起的义和团。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同样写到“北伐前后，土匪以沂蒙山区为根据地，抢遍了鲁南的乡镇，兰陵也不例外。”普通民众在劫难逃：“我家曾遭土匪洗劫，不但财物一空，还筹措了一笔钱赎肉票。”由于兵匪时常相互“转化”,因此作者写到：“那年头临沂的土匪多，军队纪律也不好，时人称为‘兵害’、‘匪患'.”[8]9-23而“兵害”很多时候比“匪患”更难消除、威胁更大。林达在沈博爱所着《蹉跎坡旧事》的序文《可怜中国农人梦》里，讲到匪患与兵害对普通民众正常生活的极大破坏：“可总是在有了一点积攒的时候，东洋兵来了、有名无名的各路兵匪来了，兵荒马乱，他们在世运中沉浮。他们如工蚁一样劳作积攒的那点家当，总是会在旦夕间失落殚尽，躲避兵灾的东躲西藏中，只求保下一条性命。”于是，“似乎已经没有梦，只有求生。”[1]2-4
　　
　　本文无意将分析对象当作历史学研究的印证与注脚。记忆写作里的匪患，经由记忆主体的个人追忆和叙述，远比崇尚客观、理性的历史学研究文字要直观、生动得多，更容易给读者留下感同身受的现场感，使得读者在获取近现代匪患的经验以外，更感受文学所编织、营造的想象空间与艺术魅力。
　　
　　应该指出且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记忆写作里的民国匪患与战乱，与写作者的年龄息息相关：齐邦媛生于1924年，王鼎钧生于1925年，高尔泰生于1935年，沈博爱生于1936年，姜淑梅生于1937年，总体而言，出生于1920-1930年代的这一批写作者在回忆民国匪患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采用孩童或者少年的视角。而在讲述个人记忆之前的匪患时，不得不动用父辈所追述的、属于家庭或者村庄集体记忆里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损害记忆写作本身固有的现场感乃至真实感---尽管姜淑梅和王鼎钧在文字上已经着力经营，尽可能地弥补由于非亲历性带来的“道听途说”感。所谓“旁观者”或者“非亲历者”的眼光，也即写作者本身并非土匪，或者与土匪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其写土匪，便只能以“传闻”为主，而且并不涉及对土匪日常生活状况的描写，这当然也是现实所限，因为“土匪很少留下他们投奔绿林的自述……大多数人从事土匪活动的时间较短，尤其土匪中大部分是文盲，他们不可能自己写下文字的东西，而官方的报告往往限于一般匪情和围剿的情况”[4]39-40.不过，一般认为，未成年阶段的记忆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作家来说，成年之前的记忆往往是其写作的最核心资源，甚至决定了作家所能到达的高度。齐邦媛曾讲过：“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的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的记忆。”[9]85
　　
　　尽管如此，由于儿童/少年涉世未深之故，其对于日常生活、秩序遭受匪患破坏的感受并不如成年人一般深刻，需要后来在拉开时空的回忆性叙述中，才能重新评估、评判旧时的土匪活动对于个体、家庭、家族乃至村庄秩序和命运的影响。
　　
　　年龄视角之外，基于性别不同带来的关注范围与侧重点上的差异同样值得我们留意。传统宗法社会里，由于男女孩的身份地位及活动范围的显着差别，造成二者在信息关注及获取方式或者途径上大不相同。相比之下，男孩显然活动范围更为阔大、信息来源多元通畅。这一系列差别，在写作上有着直接体现：姜淑梅的匪患叙述，更注重过程与细节，且努力淡化、回避或者消除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换言之，是一种“述而不评”、“评在述中”的写法。王鼎钧和沈博爱等男性记忆写作者，则述中带议、述议结合，并且往往从个体记忆、个体命运遭遇，跳跃、联想到集体、家国记忆与命运的层面。
　　
　　三、战乱
　　
　　前文所论记忆写作文本另一个叙述的重点是“战乱”,如林达评说《蹉跎坡旧事》作者沈博爱：“他也生于乱世：日军入侵、中国内战。”而其祖父母“总是在有了一点积攒的时候，东洋兵来了、有名无名的各路兵匪来了，兵荒马乱，他们在世运中沉浮。他们如工蚁一样劳作积攒的那点家当，总是会在旦夕间失落殚尽，躲避兵灾的东躲西藏中，只求保下一条性命。”[1]2这些清晰点出新世纪民间记忆写作里民国战乱的两大内容：抗战与解放战争，以及其影响下的民众生活命运。
　　
　　这是半个多世纪后，亲历者跨越时空，重拾童年/少年战争记忆，以高度文学性的文字引领读者重返历史，“零距离”感受战乱对于乡村、对于普通底层民众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基于写作者的人生经历，写作也基本不涉及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如此种种皆有别于1949年以来虚构性写作的泛政治化或者泛传奇化倾向（如《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也不同于以往政治高层或者知识分子的自传记忆写作---如王德威所论齐邦媛《巨流河》“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王鼎钧亦认为齐邦媛“把这本书写成浊水中的清莲，不垢不染。”“《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贵。”“修辞考究，气度高贵，有人说源自英国散文的传统。”[10]4-12无论是姜淑梅、沈博爱式的“老奶奶/老爷爷讲故事”式，抑或王鼎钧“见微知着”为时代做传立史笔法，其视角、立场是真正乡村和民间的。
　　
　　由于年龄的关系，姜淑梅对抗战着墨不多，重在内战。王鼎钧笔下的战乱，《昨天的云》主要写抗日战事初起时的“逃难”,《怒目少年》则述抗战期间求学经历，到《关山夺路》直面解放战争。沈博爱则侧重写乱世里的“兵灾”与“逃难”的记忆，构成其1949年前的主要人生经历。
　　
　　姜淑梅生于抗战爆发那年，显然只能以“幼童”视角来记述记忆里的抗战，集中在《扫荡》里的7个小故事里，相当简洁地刻画了侵华日军与普通农民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日军对民众日常生活乃至命运的影响，如“每隔一个多月，他们扫荡一次百时屯……每次扫荡都在清晨，有时天没亮就来了，来了就抢东西，抢女人。”[7]15沈博爱回忆日军扫荡村落，“杀了人宰了猪，打烂门窗抢劫一空而去。这样，这些逃难的人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的家被打得最烂，因为祖父把门窗粮仓和衣柜都上了锁。被抢劫的现场满目狼藉，牲猪鸡犬全被宰掉。”[1]17
　　
　　抗战爆发时，已是弱冠少年的王鼎钧，对于抗战的记忆也更加清晰详尽，其记忆叙写，首先是精细、精准：写情摹境，要言不烦。有人认为王鼎钧“并不注重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而是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周遭的人们及他们演绎出的各种事件。”[11]如《昨天的云》写抗战前乡村的安静、沉寂，民众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到战争爆发时的群情激昂，战火逼近时的亡命逃难，逃难途中的暂时安宁，最终战事平稳时的返乡之旅，娓娓道来。王鼎钧对自己的自传写作有极高抱负和自信：“别人写了，我仍然要写，那是不得不同。不过我的细节跟他们不同，文笔也不同。”[12]
　　
　　因此我们看到，与一般战争叙述或者记忆迥然有别，王鼎钧回忆叙述战前及战事爆发之初其家乡兰陵民众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战争前，“兰陵这个小地方，偶然有陌生人闯进来，定要引起观众议论。即使来了个从未见过的乞丐，也是新闻。”“那时，日子过得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日子仍然像睡里梦里。日子仍然像泥里水里。”“可是，日本帝国到底打过来了。”[8]24-42战争一扫之前沉闷、了无生气的社会氛围，一夜之间，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似乎都恢复了热血与活力，兴奋不已、翘首以盼：
　　
　　全校，全镇，立即沸腾……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这才发觉，我，我这一代，是如此的向往战争、崇拜战争呢……虽然我们都是小不点儿，我们个个东张西望，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8]43
　　
　　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底层社会的”常“与”变“状况，尤其是少年作者的血气方刚、跃跃欲试因此跃然纸上。而在齐邦媛眼里：”战争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我病弱的童年……童年即遽然结束了。“”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撒在刚刚扎上竹棚、开满了星星似的茑萝花上。“”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日落而至，不曾稍歇。“[9]43-62
　　
　　1.摹写逃难中的人物行为与情景：
　　
　　短暂的”亢奋“过后，紧随而来的是第一波真正的冲击：炮火声中的逃难。这也是《昨天的云》重点表现且较为出彩的部分。作者叙及当时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小酒馆里“,”塞满了谈论战局的人“,所有人”都无心工作，甚至无心饮酒“,战火迫近，狰狞凸显：”不容易死的人接二连三死去“,覆巢之下，”小百姓要背乡离井，惶惶然去寻找自己的葬生之地了。“炮声如号令，所到之处，”家家户户连夜外逃“,将”一方百姓全变成难民。“[8]63-81关于”逃难“,记忆写作多从孩童或者少年视角出发，并呈现出从容、隽永的美学风格。
　　
　　难民是战争的最大、最直接且最无力的受害者，沈博爱回忆：”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我跟随祖父母流离过好几个地方，都是偏僻山区。我祖父挑着一担篾皮箩，一头放着一床被盖，另一头放少量油米之类的东西。祖母是小脚，只能提着个索头布袋子，牵我上路，这叫’躲兵‘.“[1]13少年王鼎钧同样无奈成为逃难队伍中的一员，跟着家人仓皇逃难。多年以后，作者以平静、举重若轻的笔调，勾勒、描摹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及其行为选择：”大地真大，悄悄地吸纳了这多出来的人口，不露声色。“鲜活的比喻：”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人多了胆子壮，叫’群胆‘.没人说话，个个低着头。想攀谈几句也不可能。冷漠，但是有吸引力，我们像铁屑粘附在磁石上，脚不点地。“[8]82-86群体仓皇的逃难，与”悄悄地“、”不露声色“、”没人说话“、”冷漠“等寂静的词语关联起来，诡异而反差巨大。
　　
　　《寻找家园》中，年幼的高尔泰在睡梦中迎来自己的逃难之旅：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这次转移的路上。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里睡着我的妹妹，父亲挑着我们急速地走。后面跟着母亲和姐姐，背着包包，踏着影子，头上是高高的月亮，一片脚步的声响。[13]7
　　
　　月光下，那”踏着影子“的”一片脚步的声响“,逃难中的紧张、卑微众生，便在数句间有光、有影、有声、有色地勾勒分明。高尔泰和王鼎钧，不约而同地凸显”寂静“里不寻常的”动“---逃亡，出其不意，意蕴隽永，在美学风格与追求上高度契合。
　　
　　而在《巨流河》里，齐邦媛更侧重叙写、记录，回荡在喧闹、杂乱、拥挤不堪的逃难场景里，如南京下关火车站：”成千上万，黑压压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火车里，人贴人坐着、站着、蹲着，连一寸空隙都没有；车顶上也攀坐满了人。“这些车站逃难场景，让人联想起叶圣陶的名作《潘先生在难中》。”声音“时而化为噩梦，缠绕终身，难途中更让作者挥之不去的，是各种缠绕终身的”声音“: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9]45-46
　　
　　除了个人境遇的差别，对声音的敏感度与表现方式，是否还存在着性别方面的差异？此处不赘。而逃难过程中，总要找寻栖身之所，或者干脆在异乡安顿下来，不再颠沛流离，过上难得的、暂时的安定生活。
　　
　　2.逃难中的异乡生活
　　
　　逃亡到异乡的生活，安定只是相对的，而尾随而至的兵火，又时刻侵扰着流民与居民的生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由此我们看到，几乎所有作者记忆里这种生活，无一不是紧张残酷和安逸宁静两个极端的神奇共存。
　　
　　高尔泰全家隐匿在山中：”没见过鬼子，没见过血腥，没见过烽火，每天享受着森林的清香、泉水的甘洌和无尽藏的山果野味，在一尘不染的沙路上踏着松花去上学，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13]10而王鼎钧一家所栖身的”窑湾“:”虽然是漫天烽火，窑湾依然很安静，各人慢吞吞地过日子。所有的复杂来到这里都简化了，没人准备逃难。“更令其感慨的是彼时的人间温情：”那年代，人心还柔软，老太太们还有一星半点从儿子身上剩余的慈爱。“[8]89-90齐邦媛则怀想其在湖南乡下的日子：”在战火还没烧到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平安宁，与世隔绝，真像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美好故乡……湖南湘乡那近一年的学校生活虽仍在逃难中途，但山明水秀，丰衣足食，竟成为一段美丽的回忆。“并进一步产生感慨：”在那个苦难的时代，受异族欺凌而在战火的延烧中逃命，竟有机缘看到中国山川的壮丽……在我记忆中璀璨发光。“[9]54-57
　　
　　但是日军的轰炸始终是民众生活里无法逃脱的噩梦，沈博爱说：”日军飞机上的一颗炸弹打在山后的棉花畲山冲里，门窗都震烂了，于是人心惶惶，每天都处于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中。“[1]23在齐邦媛的记忆里，”白天，只要天晴就有日机轰炸，警报响起我们都往郊外奔跑。“而且”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的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9]55-72王鼎钧说自己”看见轰炸造成的瓦砾。每一片瓦砾，原都是这个家庭一代或几代的爱心和奋斗……一个家庭，不招谁，不惹谁，就这样毁了。“并且更进一步，将每次轰炸视为一劫，而轰炸之间的”平静“,甚至比轰炸本身更让人恐惧：”两拨轰炸之间，那一段平静才教人觳觫。你只知道逃过一劫，不知道是否逃得过下一劫。一根细丝把宝剑吊在你头顶上。我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后，作者”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走出大门一步。以后几年，我只要听见汽车马达声，立刻魂飞魄散。“乃至”日子过得浑沌，对待日出日落全没有印象。“[8]109-110
　　
　　战争带来苦难和死亡，也锤炼民族性格以及生命的韧性。齐邦媛如是评价自己经历的抗战岁月：”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9]86《巨流河》着重忆写抗战期间的读书生活，坚持”弦歌不辍，学脉不断“的文化传承，以及战争对于民族认同与团结的正面意义。王鼎钧也写到抗战使得地方”再也没有土匪，土匪全变成游击队“.因此”确确实实，乡巴佬都赞成抗战到底“.[14]160”大人们都忙于清理劫后残局，村子里一片萧条。“[1]21当沈博爱平实地叙写战后重建时，王鼎钧则无比冷峻地实写借战争、借逃难趁火打劫的同胞行径：
　　
　　战争来了，又走了，四乡的穷哥们紧紧踩着战争的背影，抢伐抢运，一夜之间就光景全非了。
　　
　　所有的”老林“都被砍光，所有的木制品荡然无存……战后归来，枣树没有了，石榴树也没有了，院子里的土被什么人翻过，好像准备在这里种菜。
　　
　　那些人从四乡来，闯入有钱的人或者曾经有钱的人家中，检查室内室外每一寸土地。
　　
　　我家的院子就像犁过的一样。我联想到成语”犁庭扫穴“……[8]112-113
　　
　　《怒目少年》主要叙及少年王鼎钧在抗战期间，作为流亡学生的艰辛求学历程，相比齐邦媛较单纯、宁静的校园经历，身处沦陷区的王鼎钧显然更为曲直，其见闻也更多，比如对日军军事行为和日常统治的观察与评判等：”日本军队只知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它的统治技术却非常粗劣，法网恢恢，疏而多漏。“[14]51”日军对焚烧村庄有极大的兴趣，似乎像孩子过年放烟火一样着迷，他们所到之处必须留下焦土废墟才算不虚此行。“[14]95这些理性的思考，放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
　　
　　《怒目少年》写战争末期，所有参与者均已疲惫，历史恍若转了个弯，又回到了战前的状态：”抗战打到第八年，很多人累了，也急了……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14]174哪怕在回忆胜利时，作者也是极理性的，与后续历史进程互为呼应：”胜利像一堵墙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从瓦砾下钻出来。“[14]200客观而论，相对于林林总总的抗战记忆或者虚构写作，王鼎钧《昨天的云》及《怒目少年》无论在文笔辞彩，抑或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上，均为翘楚之作。
　　
　　结语
　　
　　上文所论及作品，作为众多关涉民国时期匪患与战乱写作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为我们呈现了多面向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民国的匪患与战乱如是经由微观的个体记忆写作，表述、记录着我们民族/国家的集体创伤记忆。
　　
　　该当指出的是，匪患与战乱只是王鼎钧、齐邦媛、高尔泰、姜淑梅及沈博爱等人记忆写作所表现内容的一部分。她/他们的记忆和写作，全面涵盖了1930年代起直至当下的民众生活乃至社会历史。这批新世纪以来的”记忆写作“以独特的美学形式，为历史与文学写作提供了新的风格与路径、新的空间或者可能性：既不在历史学叙述框架之内，也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范畴，作为普通个体记忆的文学化记录和写作，其范围微小、注重个人经历与个体感受，以小见大地呈现了家、国、民族命运相融的复杂情感，实现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有效转化。其过程，一如王鼎钧对战争中”死亡“与”故事“之间形成与传播过程所做的概述：
　　
　　那死亡经过平淡无奇的，在死者家属吞声时就湮灭无闻了，能够传到教堂院子里来的，都有些曲折耸动。然后，再经过众人过滤，百中取一，进入街谈巷议，然后，千中取一，进入渔樵闲话。最后成为故事。[8]110
　　
　　记忆文学化写作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响，不仅关涉写作者的个体记忆，更透视出当下社会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想象和评判，也即民族或国家集体记忆的层面。其意义，从小处着眼，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的一个新文类；从大处观之，则在引导、塑造、左右着我们对现当代史、对传统、对历史的认知与评判。基于上述种种，本文对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记忆写作中的民国匪患与战乱进行初步的梳理和阐述，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沈博爱。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
　　[2]邵雍，等。中国近代土匪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3]高华。历史笔记Ⅱ[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4]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5][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修订版）[M].徐有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袁文伟。反叛与复仇---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8]王鼎钧。昨天的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9]齐邦媛。巨流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0]王鼎钧。书滋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
　　[11]袁勇麟。历史之书智慧之书---论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J].扬子江评论。2015（6）。
　　[12]施龙。”流泪播种的，必欢呼收割“---王鼎钧访谈录[J].扬子江评论。2015（6）。
　　[13]高尔泰。寻找家园[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4]王鼎钧。怒目少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