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彩绘《天下全图》文本考述—兼释海内外具有渊源关系的若干地

　　内容提要：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藏彩绘《天下全图》为首次披露，前人尚未关注和研究。该图应该是清末坊间为谋利而绘制，成图年代约在咸丰五年之后，主要展现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十六年间的疆域政区和山川形势，其中后补入的《新疆舆图》则表现了乾隆二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间的新疆状况。根据绘制内容、绘制技法等信息，推测《天下全图》与欧洲藏《各省舆图便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和《天下总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直省分图》、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分省舆图》等海内外藏图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最初有可能源于某一官绘本地图册，早期摹刻本应于乾隆年间已经在坊间出现，之后在民间因袭翻刻，流播甚广，直至分别流入上述各大藏图机构。
　　
　　关键词：清代；古地图；天下全图
　　
　　近年来，海内外各大藏图机构先后披露了大量明清时期的中文古地图，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藏有若干幅明、清时期以及民国年间的古地图，这部分古地图少人问津，基本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笔者根据馆藏卡片，对其进行了整理和校订，现以其中较为珍贵的《天下全图》[1]为研究对象，就其图幅内容、绘制技法、图幅年代及其与海内外藏图的渊源关系等进行考证，力图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现这套地图的特征和价值。
　　
　　一图幅内容
　　
　　清后期刊本，未注绘者，彩绘本地图集，折页装，无比例尺，亦无画方，无图例，各图幅方位均为上北下南。图集共计20幅地图，依序分别为《天下总舆图》（图一）、《直隶舆图》、《江南舆图》、《江西舆图》、《浙江舆图》、《福建舆图》、《湖北舆图》、《湖南舆图》、《河南舆图》、《山东舆图》、《山西舆图》、《陕西舆图》、《甘肃舆图》、《新疆舆图》、《四川舆图》、《广东舆图》、《广西舆图》、《云南舆图》、《贵州舆图》、《外藩舆图》。
　　 　　
　　该图是民族所藏图中少有的几幅彩绘地图，采用传统的形象画法绘制，针对河流、山脉等自然地物和府厅州县等行政建置，用不同颜色填充表现。总图中的不同省份、分省图中的不同府厅州县均采用不同颜色填充，以示区别。就图幅整体而言，线条简单，着色随意浮艳。就地图的绘制内容和手法而言，图幅绘制内容简略，图幅比例失真较大，字迹稚拙，不似该时期精美的官方绘本地图，推测应该是坊间为谋利出售而刻印编绘。根据该图的图幅和着色来看，其制作流程应该是先有墨刻本，后施以不同颜色。
　　
　　卷首《天下总舆图》的四至为：北边绘制长城，长城以北标注“沙漠”、“瀚海”及“俄罗斯”字样，同时出现“喀尔喀”、“翁牛特”等蒙古部落名称，在今东北地区贝U标注“宁古塔”、“墨尔根”等。西边在今新疆地区标注“巴里坤”、“镇西”、“伊犁”等地名，以西标注有域外中亚地名“撒马尔罕”,再西贝U直接绘制海洋，标注“荷兰国”、“大西洋”、“小西洋”字样，在图幅绘制上不成比例，仅起到示意作用。南边贝U出现域外地名“逞罗”、“车里”、“老挝”、“安南”等字样，同时在今南海范围内绘制有小岛，其上标注“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字样。东边贝U标注“琉球”、‘旧本“、”朝鲜“.整幅地图的域内部分与域外部分基本不成比例，域内较为准确，域外失真较大，这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主观性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古地图的实用性特征。图幅的中间部分贝U绘制内地各行省，同时标注各省内主要地名。
　　
　　如图一所示，《天下总舆图》中自然地物的绘制较为鲜明，山川涂以红色，标注有”衡山，、“篙山，、”华山“、”泰山，、“恒山，这五岳名山及”昆仑山，等。长江贝U涂以灰色，沿江在洞庭湖标注“洞”、郡阳湖标注“郡”.黄河则涂以黄色，黄河源标注为“星宿海”,延续错误的传统地理观念而绘制，人海口标注在夺淮人海的今江苏境内。然而，整幅图集中关于黄河人海口的标注并不统一。在《江南舆图》中标注黄河夺淮人海，而在《山东舆图》（图二）中则在图幅南部绘制有“黄河故道”,同时在大清河河道上标注“新黄河”,这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溢，改变了几百年的夺淮入海的局面，改由大清河河道自山东入海。因此，图集中既标注旧黄河又标注新黄河的绘制方式，是不严谨的，不过这也符合该图集属于清末坊间商贾为谋利而绘制的基本判断。
　　 　　
　　图集的各分区域图中，基本以标注境内行政区划名称为主。比如《直隶舆图》中，保定府以方框表示，其下辖“望都”、“博野”等则以椭圆形表示，字在图形之中。唯一不同的是《新疆舆图》，其在绘制内容、表现重点和绘制手法上异于其他各幅，除标注行政地名外，同时绘出各城之间的交通路线及沿路驿站名称等，且在各城下标注与邻近地区的里程，数字精确到10里。与其他各区域图相比，《新疆舆图》可能具有不同来源。并且，在新疆图中出现了“英阿杂尔”、“喀尔沙尔”这两处地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谕旨，将两处分别改名为“英吉沙尔”“喀喇沙尔”,可见新疆图所参照的旧图应该是乾隆四十六年之前的舆图。
　　
　　二绘制技法
　　
　　传统绘制技法下产生的中国古地图，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空间观念、皇权思想以及传统绘画艺术等密切相关，脱离开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想背景，是无法真正认识和理解的。在绘制精准度、图例使用和地图方向等方面，与现代测绘地图是有差异的。
　　
　　比例尺是近代测绘地图的产物，极大提高了地图绘制的准确性，在当代人使用地图的习惯中，比例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地图要素。然而，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中，尤其是使用中国传统绘制技法制作的地图中，虽然也存在绘制精度较高的古地图，但是并未出现比例尺这一与近代测绘相关联的事物。它的出现是在近代西方测绘地图传入中国后，才在中国地图中出现的。
　　
　　为提高地图绘制的精准度，中国古代地图中常使用计里画方的方式，即绘制方格网，以“十里一方”、“百里一方”等不同里数来标注方格网的边框，类似于近代的比例尺。比如明代着名的《广舆图》在绘制时使用了计里画方，大大提高了地图绘制的准确性，成图后因为准确实用，在明清两代多次翻刻，流传影响极广。因为民族所收藏《天下全图》“无比例尺，亦无画方”,所以图幅失真较大、比例失调也是在所难免的。
　　
　　《天下全图》的图幅绘制虽然与现代人心目中测绘地图相去甚远，但是在中国古地图中，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古地图对于绘制精准度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因使用目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比如运河工程图、道路里程图等实用性较高的地图，往往会在地图上附注大量文字，说明距离远近、里数多少等，弥补了地图绘制上的失准问题；而像读史地图、坊间绘图等，则不太注重准确性，倾向于强调示意性。《天下全图》推测应该是坊间商贾为谋利而编绘，显示各地物之间的大体位置即能够满足其流通之功用。从其使用目的、古地图绘制的常态来看，该套地图的失真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关于地图中的图例问题，这套图集虽然没有专门标注图例，但是在每幅区域图中对于同级别的府厅州县还是分别使用方框、椭圆等不同图形来进行区分的，并且各区域图在使用上述图例时是统一的。
　　
　　至于地图的方向问题，这套图集与现代地图中“上北下南”的惯例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在中国古地图的不同类型之中，全国总图类基本上是上北下南的方向，而其他的诸如运河图、沿海图等的方向贝U极少是上北下南，有时以东为上、有时以西为上，往往随运河、海岸的延展而时有变化，即使在同一幅地图内，也不见得是在统一方位之To这套图集在类型上属于全国总图序列，符合这类地图在方向指示上的惯例。
　　
　　三图幅年代
　　
　　古地图的成图年代和表现年代是有区别的，成图年代如无注记等，很难断定，诸如此类的坊间绘本，为兜售谋利亦有可能仿造，所以成图年代不能轻易下定论。上文已述，在《山东舆图》中出现了咸丰五年改道山东人海的“新黄河”,仅从这一点上看，成图年代肯定在咸丰五年之后。
　　
　　而表现年代贝U可以根据图幅内容表现出来的时代特点等，加以推断。这套地图主要标注各处行政地名，在历史上，地名往往会因为避讳、庆典、皇帝钦赐、区划调整等因素发生变更，这些变更的地名往往可以用以判断地图的表现年代。
　　
　　道光皇帝是宁即位后，为避讳地名中有“察”字者一律改写为寒；,但是各幅地图中均未出现避此名讳的现象。同样，雍正皇帝撤镇即位后，为避讳多处地名有变更，比如“仪真”改称“仪征”、“真定”改称“正定”,图幅中均出现的是避讳后的地名。由上述两条粗略推知，这套地图大致的表现年代可能在雍正朝至道光朝之间。考虑到这套地图属于坊间绘本，尤其是清晚期的坊间绘本，在遵循避讳原贝U等方面有可能未必严格，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
　　
　　经过笔者比对，雍正、乾隆年间因为改名、新置、裁置等原因而出现的地名变动，体现在各幅地图中共计有18处（表一）。比如乾隆十一年“庆都”改名为“望都”这。变化即体现在《直隶舆图》中，地图中出现的是变更后的“望都”二字。表一中18处“新地名”均替代“原地名”出现在地图中，由此可以推知《天下全图》的表现年代应该在乾隆中后期之后，至少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
　　 　　
　　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远县析置佛冈直隶厅，在《广东舆图》中并未出现这一变化，仍旧标注的是“清远”;嘉庆十七年在松江府新置川沙厅，在《江南舆图》中并未出现这一变化；嘉庆二十一年，芷江县析置晃州厅，在《湖南舆图》中仅出现“芷江”,并未体现这一变化；道光二年，置古丈坪厅，《湖南舆图》中亦未反映；道光十二年裁撤新安县，并入安州，在《直隶舆图》中亦未显现，仍标示“新安”.由上述几条地图中未出现的地名变化来看，图幅表现年代的下限应该截止到嘉庆十六年。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这套《天下全图》反映的行政建置等内容应该是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十六年间（1778-1811）的状况。唯一不同的是《新疆舆图》，前文已述，该图与其他图幅相比，可能具有不同来源。新疆图幅中并未出现乾隆四十六年后的新地名“英吉沙尔”和“喀喇沙尔”,而沿用“英阿杂尔”和“喀尔沙尔”,表现内容反映的应该是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六年间（1759-1781）的状况。
　　
　　四渊源与谱系
　　
　　通过查阅相关古地图图录，发现在海内外各大藏图机构收藏有一些与民族所藏《天下全图》在绘制内容、绘制技法上极其相似的地图集。大致包括：欧洲藏《各省舆图便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和《天下总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直省分图》、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分省舆图》。这些地图之间的关联与渊源关系前人并没有进行专题研究，以下分别论述。
　　
　　1.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据着录：“和顺斋制，清中叶（1754-1782），纸本彩绘，19幅分省地图册。该图集用蓝布封套，贴中英文签：’大清分省舆图，和顺斋制‘,为坊间售卖者所补。该图集由总图、盛京和直隶等十八省图组成，各图均不具图名，表现清朝的疆域政区与山川形势。江南省独为一幅，未分作江苏、安徽两省，但是省城标在苏州。图内江西宁都县已升州，台湾诸罗县未改嘉义，陕西兴安州尚未升府，因此推测该图反映乾隆年间（1754-1782）的政区状况。”[2]
　　
　　两相比较，就图幅数量而言，民族所藏图共计20幅，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共计19幅。就绘制技法而言，山川等自然地物的表现手法基本一致。就绘制内容而言，民族所藏图卷首《天下急舆图》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的卷首图绘制内容不同，而其他分区域图贝U大致相同；对于分区域图的绘制内容，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注记内容更为丰富，不仅标注府厅州县等行政地名，同时标注域内山名、水名等，民族所藏图贝U显粗疏。
　　
　　具体以《甘肃舆图》（图三、图四）为例，两幅地图绘制的均是甘肃。其一，整体来看，两幅地图在长城走向、河流绘制和表现技法以及地名标注等大的方面，极为相似。其二，在图例符号的使用上基本相同，比如“兰州”、“巩昌”、“凉州”等地名均用长方形符号括注，“宁远”、“定安”等用椭圆形括注，“固原”、“静安”等贝U用菱形括注。其三，就细部特征来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在“兰州”北部用形象化城墙符号组成的大方框十分醒目，其中注记“秦王川”,而民族所藏图在同样位置绘制大体相同的大方框。这。相似度极高且不易重复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两者之间具有某些关联性。
　　 　　 　　
　　两图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其一，在地图施色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更为自然，民族所藏图略显浮艳。其二，在山名标注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在山形符号边注记山名，如“金山”、“祁连”、“大松”、“积石”、“西山”、“卧龙”、“祁山”等，而民族所藏图仅有符号而无文字。其三，在黄河河道标注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仅标注夺淮入海的黄河河道，而民族所藏图则标注“黄河故道”、“新黄河”,同时画出改道前的黄河，推测《天下全图》的绘制者在参阅、仿制并基本承袭旧有版本基础上，略有增注。其四，在地名上大同小异，差异主要体现在新疆部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标注有“沙州卫”、“安西卫”、“柳沟卫”、“靖逆卫”、“安西厅”、“靖逆厅”、“赤金所卫”,而民族所藏图标注有“敦煌”、“安西州”、“玉门”、“奇台”、“镇西”、“昌吉”、“迪化州”、“绥来”.据记载，“（安西州属）旧为靖逆、赤金、柳沟、安西、沙州五卫地，设安西镇。乾隆二十四年，西域平，以其地置安西府，统县三：渊泉、敦煌、玉门。三十八年，裁府，以渊泉县地，改安西州，统县二：敦煌、玉门”[4];又据载，“雍正三年，始设安西镇，领靖逆、赤金、柳沟、安西、沙州五卫”[5].综合上述两条记载来看，靖逆等五卫始设于雍正三年，终于乾隆二十四年，由此推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在新疆部分的地名注记，反映的是清统一新疆前的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十四年之间（1725-1759）的行政建置情况。而根据民族所藏图中“安西州”、“敦煌”及“玉门”三处地名，可以推知民族所藏图在新疆部分的注记应该是反映乾隆三十八年之后的状况。
　　
　　虽然其他各区域图之间亦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点，但是在整体构图、河流流向、地名注记等方面基本相同。总体来说，两套地图是大同小异，推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2.欧洲藏《各省舆图便览》
　　
　　据研究，《大清分省舆图》在绘制手法上与嘉庆年间坊间常见的刻本《各省舆图便览》相似，均可能摹自某一个官绘本图册[6].欧洲各地藏《各省舆图便览》，“清嘉庆十年（1805），阳城刘堃镌板并识语，木刻墨印上色，19帧地图册装。图幅中以通过京师北京为零度经线的经纬度与计里画方并用，每方250里。由天下总图、盛京和直隶等17省图组成，表现清朝直省的省域、山川形势及府、州、县的分布江苏、安徽未分，标作’江南省‘,陕西省和西安府被标作’西安省兴安府‘.据刘垄识语，该图摹自旧图，而增加经纬度及各府城的附郭县名，图内文字注记的避讳不甚严格，乃坊间私刻本常见。”[7]
　　
　　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分省舆图》
　　
　　该图未注绘者，彩绘本地图册，木封，折页装，裱糊，共20幅，无比例尺，亦无画方，无图例，各图均为上北下南。图集包括天下总图、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七省和外藩、新疆舆图。该图使用传统的形象画法绘制，用绿色线条代表河流（黄河用黄色），河流的宽度被严重夸张；用青色山形符号表示山脉；用棕色带雉堞形状的线条表示长城[8].
　　
　　在图幅着色上，与民族所藏图存在差异。两者在其他特征上大体一致，图幅同样为20幅，图题相同；山川河流、行政建置等基本一致；长城、沙漠的表现方式基本一致。
　　
　　具体可以参阅《新疆舆图》（图五、图六），两幅地图均是绘制的新疆地区，在河流走向、湖泊形状、地名注记等方面大致相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靖国在研究中科院藏图时曾指出“图中多有舛误”,并举例“《四川舆图》西界只到岷山-打箭炉-剌红瓦山一线，其西标为’西番界‘”,另外在《天下总图》中“崆峒”讹为“空东”[9].这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在民族所藏图中同样出现了，在《天下总舆图》中的确出现了“空东”字样。由上述比对发现，两幅地图在图幅数量、图题、绘制内容、表现方式等方面基本一致，甚至文字错讹也一致。据此推测，民族所藏图与中科院藏图之间具有关联性。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天下总舆图》
　　
　　该图集由恒慕义（A.W.Hummel）于1930年6月24日购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清后期木刻本，蓝墨刷印，20幅地图册装，27×30厘米。绢丝套封，墨书图题。图集由天下总舆图、17幅分省图及新疆舆图、外藩舆图（长城外蒙古诸部落）组成，江苏、安徽二省仍作江南省一幅，没有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展现清朝的疆域政区和山川形势，内容简略，失真较大。虽然图内反映的行政区划为清朝嘉庆年间（1801-1820）的建置，但是表现手法和常见的清晚期刻本或绘本的形式、尺寸及页数均相仿，推知此图集可能仍是清后期坊间为售卖而摹刻。”[11]
　　
　　与民族所藏《天下全图》相比，两者如出一辙，基本可以推定两者极有可能出自同一摹刻本。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同样由20幅相同图题的地图组成；其二，山川、河流、海洋、长城等地物的表现方式一致；其三，图幅内文字注记一致，且字迹几近相同。
　　
　　以总舆图局部（图七、图八）为例，两图分别为总图的南部区域，两者的细部特征几乎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其一，台湾岛的外部轮廓一致且同样绘制三个山形符号，澎湖的位置与轮廓一致；其二，“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的文字注记的字迹基本相同，且岛屿呈现的长条形状和岛屿南部的细部纹路基本一致；其三，偏西的海南岛的轮廓、文字一致，“广南本安南地”的注记与岛屿轮廓一致，“烂泥尾”的注记和轮廓一致，“大昆仑”和“小昆仑”的注记和山形符号一致；其四，大陆部分的海岸线、河流、文字注记的内容和位置等几乎相同。
　　 　　 　　
　　再以图幅中文字“天下总舆图”为例（图九），图九上半部为民族所藏图文字部分，下半部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文字部分，字迹如出一辙。综合上述比对，可以基本推定两者极有可能具有同源性，可能出自相同的摹刻版本，同样是坊间为售卖而制作，并在民间流传而流入不同收藏机构。两者的细微差别仅在于民族所藏图在墨刻本基础上，施以颜色。
　　 　　
　　5.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直省分图》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直省分图》，据着录：“刻印本，未注比例，清光绪年间，1册，彩色，27.2×31.2厘米。图凡19幅，内有’天下总舆图‘1幅，分省图16幅，外蕃图1幅，新疆图1幅。尚缺青海、西藏图。总图中已绘出’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采用传统画法绘图，较粗略。”[13]据着录信息推测，该图集与民族所藏图在绘制内容、技法等方面应该具有关联性。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为1869年入藏，据着录：“清后期，稿云女史画，彩绘绢本地图集，20幅图册装，木板封面，每幅25×30cm.图集由天下总舆图、新疆图、外藩全图（长城外蒙古诸部落）和17幅各省分图组成，没有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地区。用传统的形象画法展现清朝的疆域政区和山川形势。内容简略，失真较大。”[14]据着录信息中图幅数量、图题等推测该图集同样与民族所藏图具有关联性。
　　
　　综合上述分析和比对来看，就各幅藏图间的渊源和谱系大体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和《天下总舆图》、欧洲藏《各省舆图便览》、中科院藏《清分省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直省分图》、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以及民族所藏《天下全图》，虽然散布海内外且图名各异，但是在表现内容、绘制技法等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点，相互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其二，民族所藏《天下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天下总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直省分图》、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与中科院藏《清分省舆图》，在绘制内容、绘制技法等方面基本一致，主要是在着色上存在有无的区别。
　　
　　其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和欧洲藏《各省舆图便览》与其他藏图有一定区别。一方面体现在图幅内容上，比如《大清分省舆图》的总图部分不同于民族所藏图，《各省舆图便览》中增绘有经纬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图幅数量上，这是较为关键的区别。这两幅图集均为19幅地图，而其他藏图均为20幅地图，20幅地图是在原有19幅基础上，删掉了盛京图并新增了外藩图与新疆图而形成的。民族所藏图中《新疆舆图》为后补入的结论在第一部分图幅内容中已做论述，符合通过比对众多图集后所得出的结论。而在以上结论二中将5幅图集认定为“基本一致”,主要依据也是它们在图幅数量、增删内容方面的一致性。
　　
　　总之，《天下全图》为清末坊间商贾为谋利而编绘，成图年代应该在咸丰五年之后，而图幅表现年代应该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十六年间，其中后不队的《新疆舆图》贝U集中表现了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六年间新疆的道路、城镇等状况。《天下全图》与散布海内外的图名各异的若干图集，在绘制内容、绘制技法及细部特征等方面，相互之间应该具有关联性，最初有可能源自某一官绘本地图册，早期摹刻本应该在乾隆年间即已在坊间出现，之后在民间因袭翻刻，流播甚六直至分别流人上述各大藏图机构。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图书馆藏《天下全图》，索书号：22.6.131.民族所图书馆对该图仅在卡片上有简单着录信息，因为图幅是首次披露，所以学界尚未对该图有所关注或研究。在此对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图书馆的乌云格日勒、周新亚两位老师表达真挚的谢意，感谢她们在查阅和拍摄地图方面予以的便利和帮助。
　　[2][6]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分省舆图》，索书号：G2305.D351760.甘肃部分图幅见网站：http://www.loc.gov/resource/g7820m.gct00229/?sp=8,2015年2月19日。
　　[4]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八《疆域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5]同[4],第165页。
　　[7]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6年，第190页。书中未注明《各省舆图便览》的馆藏地，仅述“此图流传较广，各地均有收藏”,故而此处笼统称之为欧洲藏。
　　[8][9]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10]同[8],第41页。
　　[11]同[2],第28-29页。
　　[12]同[2],图十七。
　　[13]北图善本特藏部舆图组：《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6页，第0455号。
　　[14]同[7],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