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郊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作为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混居的空间， 普遍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 无法有效形成情感、利益共同体， 陷入内卷化困境。基于这类社区的形成机制， 结合对昆山开发区周边蓬曦社区的实地调查， 分析了这类社区陷入内卷化的原因、表现和优化路径。结果显示， 开发区的快速建设消解了原有乡村社区， 造成了本地居民在征地拆迁中的利益格局调整；外地人的不断涌入， 使新建社区的利益矛盾复杂化， 而且存在矛盾不断复制、延伸的倾向， 威胁社区和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开发区； 社区； 内卷化； 空间生产； 昆山；
Abstract: As the dwelling space for both local land-lost farmers and migrant workers, the new communities around development zones in the suburban areas are generally faced with complex interest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the new communities cannot form an effective community of common emotion and interest so as to get into the community involution. Based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se communiti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n Pengxi Community around the Kunsh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this essay tentative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to the community involution. It shows that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dissolves the old village communities, resulting in the redistribu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terests in land expropriation and housing demolition, and that the influx of outsiders makes the interest conflicts of new communities complicated, even more copies and extends constantly the conflicts, threate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ies and development zones.
Keyword: development zones; community; involution; space of production; Kunshan;
一、引言
截至2017年6月， 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达375个， 省级开发区超过1100个[1].它们大多占据城市郊区区位较好的农地， 是通过征地拆迁而迅速建成的。开发区的建设往往伴随着原有农村社区的消失和开发区周边新社区的成长， 并由此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2].开发区主要是在优惠政策支持下形成的产业集聚空间。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开发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状况[3-5], 对其发展绩效的评价也重点关注产业发展指标、创新能力建设和土地开发效率[6-7]等， 相对忽视了开发区及其周边存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对开发区“产城融合”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加[8], 且不乏定量研究成果[9], 凸显出开发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在实践中， 开发区周边的新建社区常常因为征地拆迁和外来人口涌入而陷入社会矛盾复杂、治安状况堪忧的困境， 制约了开发区驱动的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为此， 探讨开发区周边社区的形成机制， 研究这类社区居民共同体的建设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也就非常必要。
二、社区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1. 社区概念的内涵
在滕尼斯关于社区概念的研究中， 社区是指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以及情感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10].之后， 帕克概括了社区的基本特点， 即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以及他们扎根于所生活的土地而形成的每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1].1955年， 希勒里梳理了社区概念的定义， 认为大多数定义都包含一定的地域、社会交往以及共同社会心理等核心内容[1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社区研究。吴铎提出人口、一定的地域、管理体系、同一类型的社会活动或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意识等是构成社区的五大要素[13].丁元竹认为， 特定社会结构中人的集团、共同的社区认同感以及个体之间的各种互动是社区应该包含的三方面要素[14].潘小娟则强调， 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群所组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内在互动关系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15].由此可见， 社区主要是指以共同生活于特定地域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情感、利益共同体， 其中， 人口集聚于特定地域生活只是社区形成的基础形态， 而居民之间和谐、密切的人际关系以及对社区普遍的利益依赖和情感依恋， 是形成社区共同体、发挥社区功能的主要标志。这也是近年来关于社区感的研究日渐丰富的重要原因[16-17].
罗密斯探讨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区别[18].之后， 学者们一般认为， 农村社区是典型的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 人际关系密切， 社区结构相对稳定， 居民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 是居民重要的情感依托。虽然少数精英和家族势力在农村社区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但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 农村社区居民依靠共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19],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而在城市社区中， 居民的流动性较强， 大多因业缘或相似的收入水平共同居住在一起， 因而利益关系更为平等， 民主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较强， 并在共同维护社区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情感和利益共同体， 社区也由此成为“公民社会的先声”[21].我国自1999年提出建设“社区自治体制”以来， 城市社区的社会性逐渐增强[22], 居民能够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民主参与[23], 并由此形成了比农村社区更具参与活力和更为稳定的情感、利益共同体。
2. 内卷化概念的内涵
康德和戈登威泽最早使用内卷化 （involution） 概念。康德认为， 内卷化主要用来形容纠缠不清的事物， 也具有退化、复旧的意思[24].戈登威泽认为， 内卷化是指在向外扩张受到严格约束的情况下， 系统内部不断精细、复杂化的过程[25].格尔茨在研究爪哇农业的过程中， 发现爪哇人由于资本、土地缺乏和制度阻碍， 只能将劳动力不断投入到水稻种植中， 因而形成了一种劳动力填充型的发展模式， 无法实现产业升级， 并将其称为“农业内卷化”[26].杜赞奇则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27].黄宗智最早将内卷化概念引入中国[28].孙远东据此构建了文化内卷化概念， 并用以描述中国以王权为中轴的社会结构模式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停滞不前， 只能不断复制、延伸、精致化的现象[29].孙春晨认为， 文化“内卷化”是不同于文化“革命”或“进化”的一种变迁路径， 表现为各类文化要素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自我维系与复制的倾向， 有助于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保持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密切联系[30].叶鹏飞提出， 农民工由于只能在内部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因而易陷入农民工的内卷化困境， 表现为在职业、居住空间以及社交网络等方面遭遇内在性的路径依赖或锁定， 无法正真融入城市[31].夏骏认为， 在生源大量增加、高校教师群体严重分化的背景下， 我国高等教育缺乏“质的发展”, 也难以向外扩张， 只能在内部不断复杂化， 从而面临高等教育的内卷化困境[32].此外， 何艳玲等分析了居委会的内卷化， 认为居委会的组织形式变革并未改变其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 反而使其进一步加强[33].由此可见， 在大多数研究中， 内卷化是指在某种事物或模式受制于内部或外部环境条件的约束， 只能不断复杂化， 却得不到实际发展的现象。内卷化存在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领域。
3. 过渡型社区的内卷化
基于内卷化的相关研究， 本文认为社区内卷化是指由于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制约， 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只能不断趋向复杂， 从而无法有效形成情感、利益共同体的现象， 在新社区形成或传统社区转型的过程中最有可能出现。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新增城市人口往往并非聚居于成熟的城市社区， 而是生活在兼具城市社区空间形态和农村社区交往特点的“过渡型社区”[34].它们大多是新建的集中居住小区， 在景观上与城市社区差别不大， 但居民却主要由当地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构成， 大多并未真正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转变[35], 因而既在失地农民群体中保留了传统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特点， 又具有城市社区的特点， 成为非农产业从业者的生活空间， 同时， 社区居民也具有了更大的流动性。在这类社区中， 本地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交网络被打破， 其对原有农村社区的认同感也被削弱， 并可能在征地拆迁中积累了不少矛盾， 居民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36], 而外来农民工群体则面临身份和地域认同的双重转变， 更难建立对新社区的情感依恋。又由于当地原有居民的社交网络相对成熟、在社区事务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 因而外来人口的被剥夺感比较明显， 这对建立新的情感、利益共同体构成了挑战。因此， “过渡型社区”只是由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过渡的社区形态， 社区居民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 社区居民难以平等、有效地参与社区事务， 社区感普遍较弱， 因而还远不是稳定的城市居民共同体。同时， 由于对当地人之间、当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这类社区的矛盾会不断复制、延伸， 甚至复杂和精细化， 使社区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开发区周边的新建社区是典型的过渡型社区。由于它们在较短时间内集聚起征地拆迁过程中产生的本地失地农民和开发区企业招收的外来人口， 因而， 居民间存在较多的文化隔阂和经济利益冲突。对失地农民而言， 原有的社交网络亟待重构， 其原有农村社区的情感联系也已被破坏。而外来人口则急需在陌生的地方建构起新的社交网络和地方感、社区感， 同时， 他们都会在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感到紧张和焦虑[37], 因而对外来人口来说， 既迫切需要建构新的认同又难以建构新的认同。征地拆迁往往会在当地农民中引发新的利益纠葛， 使利益关系趋向复杂， 而面对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 他们又会有相似的不满， 并结成相对排外的利益共同体。外来人口也会感到难以平等地使用社区资源、参与社区事务， 从而无法建立对新地方的认同， 甚至可能放纵自己的行为， 与当地人之间发生更多的误会和隔阂。由此， 这类社区居民间的情感和利益关系不仅复杂， 而且趋向于相对隔离和对立， 很难形成真正的社区共同体。这是一种相对于原有农村社区更开放和更具流动性的社区发展形态， 但却无法导向以平等、民主参与为基础的现代城市社区形态， 因而可能陷入只能不断复杂化却得不到实际发展的内卷化状态。在此状态下， 不仅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感， 而且本地居民的利益矛盾趋向复杂化、外来人口被边缘化的感受愈加强烈， 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社区作为生活空间的“家”的功能受到抑制， 不利于社区的和谐稳定和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开发区周边社区内卷化的机理分析
1. 开发区的空间生产与周边新建社区的人口特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促使空间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列斐伏尔强调， “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空间的生产不仅创造出新的物质空间， 更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 后者还会在空间再造中发挥重要作用[38].作为资本驱动下的空间生产实践， 城市郊区的开发区建设在改变当地地理景观和土地利用模式的过程中， 不仅生产出适合工业资本盈利的物质空间， 也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 使原本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的当地人的空间迅速转变为以非农产业、非农社区和非农人口为主的外来资本控制的空间。由此， 资本获得了利润创造所需的厂房、劳动力以及有助于交易成本节约的区位和制度环境；当地农民则在征地拆迁中失去了土地和农舍， 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但却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外来劳动力则为得到就业机会不得不忍受背井离乡的挑战， 在异乡开始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见， 资本在开发区的空间生产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当地农民的权利被削弱， 外来人口的权利则更弱， 他们都有明显的被剥夺感。因此， 开发区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成果， 更多地满足了资本追逐更大利润的需求， 而相对忽视了居民和劳动者的生活需求。开发区周边的新建社区， 主要是当地农民在征地拆迁后的聚居之所。不过， 由于失地农民通常获得了较大面积的住房补偿， 便会将其中的一部分租给外来人口， 此外， 一些小区也留有部分出售或出租的房源， 进而增加了社区的外来人口。由此， 这些社区常常成为当地失地农民与外来人口混居的空间， 而这两类主要群体都是开发区空间生产中的弱者， 都可能遭遇利益受损的困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挑战， 存在群体内和群体间的复杂利益矛盾， 不仅难以迅速形成情感、利益共同体， 而且可能由于文化交流方面的障碍， 产生诸多误会， 进而导致利益矛盾的放大、延伸， 从而使利益关系更趋复杂， 导致社区发展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2. 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的居民间的利益关系
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的居民， 通常由当地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组成，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开发区建设往往经历了较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和加工制造活动的集聚。对失地农民而言， 集中居住到新建社区虽然仍在熟悉的地方， 也还有不少熟悉的亲友， 但原有熟悉的地理景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其熟悉的社交网络；而对外来人口而言， 则是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不得不适应当地人的文化习惯， 并和他们一起适应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挑战。由此， 当地失地农民之间以及他们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社区共同体的形成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般来说， 开发区建设中的征地拆迁往往会导致本地失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所谓征地拆迁， 是指各级政府经法律授权， 为实现公共利益， 依法征用土地并将其上的附着物拆除， 附着物所有人或使用人搬迁， 同时， 国家对附着物所有人或使用人进行补偿或安置的活动[39].显然， 这是空间生产或再造的基础， 并不可避免地涉及补偿金额、土地增值收益再分配等利益问题[40], 往往是引发各类冲突的导火索[41].在此过程中， 失地农民不仅常常共同与地方政府、园区或企业就补偿标准或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发生利益冲突， 同时， 失地农民之间也会因为接受补偿以及适应非农生产、生活方式的情况产生利益矛盾。相关研究显示， 在征地拆迁中的确存在失地农民间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42], 灰色势力的介入使得少数“狠人”获得了远高于其他农民的收益[43], 由此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可能造成农村阶层的进一步分化， 常常是使精英阶层进一步提升了地位， 而使另外一些农民在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地位下降， 造成了失地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44].原本相对稳定的农村社区共同体不仅在形态上消失， 也在心理上被消解。同时， 获得了较多经济补偿或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个体往往能更好地适应非农生活的挑战， 这也使征地拆迁引起的利益调整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 失地农民间的利益矛盾可能长期难以弥合甚至不断扩大。
开发区加工制造活动的集聚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也带动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涌入， 由于大部分加工制造企业的员工收入不高， 所以他们只能就近租住在周边新建社区。他们虽为当地人增加了租金收入， 但也与当地人在共用基础设施、共享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 此外， 还面临语言、文化习惯等造成的交流障碍甚至误会。因此， 当地人常常会为外地人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置门槛， 再加上加工制造企业对员工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给予的薪金也低， 当地人常常看不起外地人， 甚至有对外地人污名化的倾向。这就使得两类群体在情感、利益方面存在对立倾向， 并且很可能由于交流障碍而相互隔离， 难以构建共享的社交网络并形成对新社区的归属感[45].总之， 无论是失地农民间更趋复杂的利益关系， 还是他们与外来人口间的情感、利益矛盾， 都使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难以形成新的社区共同体， 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3. 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内卷化的表现
由于社区居民间存在复杂的利益矛盾， 这就可能导致邻里关系的紧张， 而和谐邻里关系常常是和谐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基础[46].更重要的是， 利益矛盾会削弱居民间交往的积极性， 尤其是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还存在语言、文化习惯等的障碍， 因此更难建立有效的交流网络， 反而会强化各类老乡或亲友之间的社交网络， 造成居民间社交网络的相对隔离；而本地居民为防范外地人对公共资源的抢占， 常常会对外地人使用公共基础设施设置障碍， 如果原有农村社区的村委会继续在新建社区中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 则会使外来人口平等参与社区事务更为困难；此外， 新建社区对两类主要群体而言， 都是陌生的， 缺少熟悉的景观和熟悉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不具备“地方芭蕾”的作用基础[47], 因而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感 （sense of community） , 这就使得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缺少粘合剂， 降低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48], 不利于居民在平等参与社区事务中建立情感、利益共同体。由此看来， 居民间社交网络的相对隔离和居民社区感的普遍较弱， 成为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内卷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并使大多数居民缺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度， 在社区事务中缺乏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 比较在乎个人利益， 不愿意管闲事， 更不愿意以高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 甚至出现失范和违法行为， 导致社区治安状况堪忧， 社区矛盾更趋复杂， 难以发展为成熟、健康的社区共同体。如果社区内卷化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 不仅威胁社区的和谐稳定， 而且不利于开发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进而对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构成挑战。
四、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案
1. 研究区域概况
为探究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的内卷化状况， 本研究选择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昆山开发区） 周边蓬曦社区进行了实地调研。昆山开发区设立于1985年， 1992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为昆山长期高居全国百强县 （市） 榜首发挥了重要作用。蓬曦社区位于昆山开发区东部， 共有动迁房3496套， 截至2016年11月， 已入住2828户， 其中本地居民实际住户为1462户， 主要来自2003-2010年所在地及周边陆续拆迁的15个自然村；外来人口住户为1366户。目前， 蓬曦社区常住居民超过1.6万人， 其中本地户籍人口约2700人。可见， 蓬曦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由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组成的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
2. 调研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为考察蓬曦社区的内卷化状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调研社区居民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社区感状况等。问卷针对本地和外地居民分别设计， 除包含受访者的社会学特征及社保、房产等基础信息外， 还运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要求受访者对相关陈述表达自己的看法 （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为保证问卷可进行计量分析， 借鉴样本容量测算公式[49] （式a） , 以确定问卷调查所需的最小样本量。由于本研究设定的样本成数P为0.50, 显着性水平α为0.1, 正态分布的分位数k为1.96, 结合蓬曦社区的居民数量， 确定本地居民 （N约为2700人） 的最小样本容量n为92, 外来人口 （N约为13500人） 的最小样本容量n为95.
调研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分三次进行。第一次主要是走访开发区管委会、社区所在街道和社区居委会， 收集社区基本情况和动迁居民的整体信息， 进行问卷的抽样测试；第二次重点是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各发放问卷100份， 回收的有效问卷分别为95份和99份， 有效率分别为95%和99%, 达到了最小样本容量的要求；第三次的主要任务是深度访谈， 采用一人提问、一人记录并配合录音的方式， 采访了15位居民， 以中老年人为主， 其中7位是本地人， 5位在开发区企业工作， 每位的受访时间不少于半小时 （表1） .
表1 访谈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根据问卷统计结果， 受访者的男女比例较均衡， 年龄集中于26-60岁， 文化水平偏低， 享有的社会保障状况不佳， 平均月收入主要在1000-7999元， 工作以工人、自由职业、个体工商户和技术管理人员为主。这较为符合开发区周边社区居民的职业特征。此外， 在本地居民中， 大部分居民获得的动迁房面积都在100平方米以上， 大部分居民能够获得3000元以上的租金收入。在户籍方面， 本地居民以农业户口为主， 居住年限大都在7年以上；外来人口取得本地户籍的不多， 进入社区居住的形式以自购房屋和自租房屋为主， 居住年限与本地居民相比普遍较短 （表2） .
五、蓬曦社区内卷化现状的调研结果
1. 蓬曦社区内卷化的表现形式
调研结果显示， 蓬曦社区的确存在居民社交网络相对隔离的现象。问卷结果表明， 大部分本地受访者都很少与外地人接触 （表3） , 而外来人口中的受访者也较少与本地居民接触 （表4） .
不少受访者表示， 语言不通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交流不多的重要原因， 例如， 受访者O-4表示“本地人说话我根本听不懂， 所以和他们接触的也比较少……”;L-3也表示“我年纪大了， 文化水平也低， 外地人很多说话我听不懂， 所以我很少和外地人接触”.不过， 大多数的居民表示， 利益关系不平等才是两类群体接触不多的主要原因， 正如O-1所言， “我们是穷啊， 没有房子， 又没办法和本地人享受一样的社会保障。本地人经常看不起我们， 本地人虽然看不起我们， 但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他们也只是有房子， 有本地户口而已。我们很少与他们接触， 更多的是和我们老乡或者外地人来往”.可见， 由于利益矛盾、地域文化等的影响， 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更倾向于在各自所属群体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
表2 受访者基本信息 （本地居民N=95, 外来人口N=99）
表3 蓬曦社区本地居民问卷调查结果
一般而言， 李克特量表的得分均值小于2.4为消极区间， 2.5-3.4为中立区间， 3.5以上属于积极区间[50].基于居民对社区感陈述的反馈， 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社区感均值分别为3.31和3.04, 社区感总体水平偏低， 外来人口的社区感更低。访谈中， 本地居民大都抱怨外来人口的涌入使社区环境变差、人际关系疏远， 例如， 受访者L-1表示， “社区里的垃圾都得不到及时的清理， 社区环境很差， 还有， 为什么别人家都有停车位， 我们家却没有， 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社区真是糟糕透了， 还不如不拆迁呢”;L-4也认为“拆迁之后， 邻里关系没有之前密切了， 大家一关门， 谁也见不到谁， 住一座楼里的人说不定都不认识， 虽然居住条件好了， 我还是更喜欢原先的农村生活”.而外来人口则大都将蓬曦社区作为临时住所， 甚至是无奈之举， 例如受访者O-5表示， “这对我来说就是个住所吧， 我在这住得并不十分习惯， 还经常被本地人看不起， 社区事务我们也很少有说话的权利， 有了好的地方， 我肯定会搬走的”;O-6也认为“我并不喜欢居住在这里， 人生地不熟的， 居住在老家多舒服啊， 但是要帮孩子来带孩子， 我也很无奈”.可见， 蓬曦社区缺乏外来人口平等参与社区事务的机制， 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导致两类群体的社区感都比较缺乏， 很少有受访者将蓬曦社区当作自己的“家”, 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依恋感， 更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社区共同体。总的来说， 居民间社交网络相对隔离、居民社区感普遍较弱， 这两点在蓬曦社区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而居民间利益关系复杂则是隐藏在其后的深层次问题。
表4 蓬曦社区外来人口问卷调查结果
2. 蓬曦社区居民间的利益关系
（1） 本地居民间的利益关系
蓬曦社区本地居民间的利益关系与征地拆迁有密切关系。访谈中， 有居民表示 （L-5） , “本地人在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分配太不公平了， 那些有本事、有背景的人多拿好多好处， 还有一些钉子户也多拿了很多好处”;还有居民 （L-2） 表示， “拆迁之前呢， 我们有地， 可以自己种点东西自己吃。而现在呢， 我们没有地种东西了， 吃的都得自己去买。我年纪大了又没文化， 找工作别人又不要， 没有收入来源， 政府给的那点补助， 连吃饭都不够， 现在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以前呢”.而据村委会提供的信息， 由于征地时间和交付时间不同， 蓬曦社区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的确存在差异。而根据2013年关于某自然村284户拆迁居民的调查数据， 34户居民分得的动迁房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171户在101-200平方米、77户在201-300平方米、2户在300平方米以上， 这就说明拆迁户之间的确存在较大差异， 并可能由此造成居民间财富积累和房租收入的长期不平等， 如果如受访村民所言， 在村级经济分红、低保分配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 则会进一步加剧本地居民间的利益矛盾。
（2） 外来人口间的利益关系
在开发区就业的不少外来人口， 通过自购、自租、合租等形式大量涌入蓬曦社区， 促使社区居民在户籍、文化、职业、收入、财富等方面的异质性加大， 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51].从访谈结果来看， 蓬曦社区外来人口间的利益矛盾也与经济因素有关， 例如受访者O-7表示， “现在房价太高了， 对我来说， 在这买房太难了。我是在这租的房子， 还有许多人为了省房租只能选择合租甚至租车库。外来人口收入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啊， 好多人都是开厂子当大老板的， 我们只是穷打工的， 一个月拿个两三千块……”.此外， 外地人不少都基于地缘关系构建了形形色色的小圈子， 圈子内部的交流多了、共同利益感强了， 与其他圈子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多了， 这也是蓬曦社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
（3） 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间的利益关系
蓬曦社区两类人群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社会治安问题；其二是争抢公共服务资源；其三是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不平等。在访谈中， 不少本地受访者表示， 外来人口过多加剧了社区治安状况的恶化， 例如， L-3表示， “我大部分时候对外地人态度是好的， 毕竟他们大老远出来打工也不容易， 但是有一些人并不是为了老老实实打工赚钱， 经常有人小偷小摸， 我的车库在前几天刚被撬开。在征地拆迁之前， 我出门根本不用锁门， 不用担心被偷， 但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 我不得不加强防范”;同时， 本地受访者大多表示不会瞧不起外地人， 在享受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上， 也认为外地人可以有平等权利， 但“在入学上， 外地人没有房子是无法上公立学校的， 只能读私立学校， 我们也没有办法， 居委会办事呢， 对待外地人和本地人是一样的” （L-4） .不过， 外来受访者却大多感觉难以和本地居民平等享受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 在社区生活中， 往往会自觉处于弱势地位、受到本地居民的歧视， 例如O-3就认为， “本地人肯定有钱啊， 拆迁一家分那么多房子， 现在房价又涨得这么厉害， 房子多的， 一年只收房租就够了。居委会肯定是先帮他们本地人啊， 我们外地人哪有什么说话的权利……”.可见， 两类群体对利益矛盾的敏感性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3. 蓬曦社区居民间利益关系的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分析居民间利益关系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曼惠特尼检验和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方法， 从户籍、社会保障、房产面积、住房来源、房租收入、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居住年限等方面对居民间利益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 （表5） .其中， 曼惠特尼检验主要用于检验两个独立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差异，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是曼惠特尼检验的推广， 用于检验多个独立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研究结果显示， 房产面积 （P=0.034） 、房租收入 （P=0.040） 等对本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显着影响；文化水平 （P=0.022） 和居住年限 （P=0.015） 也在0.05的水平上显着， 这说明， 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分配的确是影响失地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主要因素， 而文化水平和居住年限一方面与主体的自身素质和威望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他们在征地拆迁中的话语权。户籍、社会保障等对本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影响不显着， 这主要因为他们大多仍是农业户口， 享受到的社会保障都还不完善。而对外来人口间的利益关系而言， 户籍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同样不显着， 收入水平 （P=0.009） 和住房来源 （P=0.048） 则有着显着影响， 这说明经济利益仍是影响利益关系的主要因素。此外， 文化水平 （P=0.147） 的影响不显着， 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相关， 而居住年限 （P=0.057） 的影响不显着， 这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蓬曦社区的居住时间都比较短。
表5 蓬曦社区居民间利益关系影响因素非参数检验
关于本地居民对两类群体间利益关系的认识， 居住年限 （P=0.032） 、文化水平 （P=0.044） 、房产面积 （P=0.003） 、收入水平 （P=0.028） 等的影响显着， 说明经济实力、文化素质是影响当地人对外来人口态度的重要因素， 居住年限长的本地居民也可能对外来人口更具包容性；户籍和社会保障的影响不显着， 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本地居民对户籍和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并不满意。而在影响外来人口对两类群体间利益关系认识的因素中， 户籍 （P=0.000） 、社会保障 （P=0.000） 、房产 （P=0.000） 、收入水平 （P=0.000） 以及文化水平 （P=0.001） 等都具有显着影响。这说明， 户籍和社会保障是大多数外来人口不具备的资源 （受访的外来人口中本地户籍的仅占24.2%, 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达到41.4%） , 而拥有房产则是他们立足昆山发展、解决子女入学等难题的基础保障， 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则不仅有助于他们获得户籍、房产和社会保障， 同时， 也能提高他们的社区事务参与能力和包容性；居住年限的影响不显着， 这可能反映出拥有房产远比长期租住重要， 如果不能有效获得平等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 则很难融入所在社区， 也很难与当地人建立平等、开放的社交网络。
4. 蓬曦社区居民间利益关系对社区内卷化的影响
为深刻认识居民间利益关系对社交网络的影响， 基于对本地居民的问卷调研， 将有关本地居民间利益关系各陈述项的得分均值作为自变量， 以问卷中有关本地居民社交网络状况的陈述项的得分作为因变量， 利用SPSS21.0软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着影响。类似的， 将有关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间利益关系的各陈述项的得分均值作为自变量， 问卷中有关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间社交网络的陈述项的得分作为因变量， 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着影响， 而且系数更大， 这说明本地居民间虽然存在利益矛盾， 但可能因为地缘和文化因素， 其对本地居民间社交网络的负面影响比对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影响要小。基于外来人口的问卷调研， 进行类似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6） , 结果显示， 外来人口间的利益关系对他们之间的社交网络影响并不显着， 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利益关系对他们与本地居民间的社交网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说明， 外来人口更倾向于与其他外来人口建立社交网络， 导致社区居民社交网络的相对隔离。
为深刻认识居民间利益关系对居民社区感的影响， 本文分别基于本地居民和外地人口的问卷调研， 开展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6） , 结果显示， 无论是本地居民间利益关系还是他们与外来人口间利益关系都对本地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并不显着。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利益关系对外来人口的社区感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表明， 本地居民的社区感的缺乏可能更多地与原有景观和社交网络被破坏、主人翁的身份感被削弱有关， 而外来人口社区感的缺失则较多地受到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间利益关系的影响， 这往往会让他们感到被歧视， 从而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表6 蓬曦社区居民间利益关系对社区内卷化影响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 大规模的征地拆迁， 引起了当地居民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加工制造活动的集聚， 又带来了外来人口的涌入， 这两类人群在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的集聚， 容易导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造成居民间社交网络隔离和社区感的普遍缺失， 从而使社区发展陷入内卷化困境， 难以形成情感、利益共同体。而由此带来的社区功能的长期缺失， 则不仅威胁到社区的邻里和谐和治安稳定， 也将对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构成挑战。对昆山开发区周边蓬曦社区的调研说明， 当地失地农民之间、外来人口之间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 当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则更为复杂， 并存在明显的社交网络隔离现象， 居民的社区感普遍较弱。而对居民间利益关系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 房产、文化水平等的影响比较显着， 说明经济利益关系仍是利益矛盾的主要方面， 人口素质的普遍提升对改善居民间利益关系具有积极影响；户籍、社会保障以及收入水平对本地居民的影响不显着， 但对外来人口的影响显着， 说明本地失地农民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户籍福利有限， 工资收入对本地居民生活的影响不大， 而外来人口则迫切需要户籍、社会保障和工资收入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居民间利益关系虽然对本地居民的社区感影响不显着， 但对外来人口的社区感以及居民间社交网络的隔离有显着的影响， 是社区内卷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在开发区和周边新建小区的建设过程中， 应重视协调居民间的利益关系， 创造有助于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社区事务的良好环境。例如， 注重优化征地拆迁政策， 尽量减少对失地农民利益格局的影响；积极发挥社区内公共空间的作用， 保障所有居民平等使用社区公共资源， 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讨论；积极组织各类文化活动， 鼓励更多居民参与， 以增进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交流和信任。此外， 还应为居民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普遍提升居民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 消除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 增进居民社交活动中的包容性。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应提高开发区周边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更好地融入新建社区， 推进新建社区的情感、利益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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