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发育不足以及自身资源汲取能力较弱使得农村老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福利分层、家庭结构变迁以及个体异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农村老年贫困分析框架， 从多角度解析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及其
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
摘要：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发育不足以及自身资源汲取能力较弱使得农村老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福利分层、家庭结构变迁以及个体异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农村老年贫困分析框架， 从多角度解析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及其成因。鉴于贫困发生的勾连性和互嵌性， 对农村老年贫困的界定要设立涵盖经济、健康以及精神等多维度的标准。农村老年贫困的致因主要包括自身机能与健康状况的衰退、家庭养老的式微以及老年保障体系的缺失， 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别与年龄差异等特征。据此认为， 强化家庭养老保障的基础作用、提升农村养老保障供给水平、完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以及创新老年贫困救助方式， 成为化解农村老年贫困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农村老年贫困； 家庭养老； 养老保障体系； 异质性； 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的迅猛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21世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但与世界上其他老龄化国家不同， 中国的老龄化还呈现出了独有的“城乡老龄人口倒置”与“未富先老”特征。“城乡老龄人口倒置”突出表现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程度远超过城镇地区， “五普”和“六普”数据显示：农村老龄人口的数量比城市老龄人口分别多1 557万和4 421万， 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分别比城市地区高出1.23和3.31个百分点， 城乡老龄化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而“未富先老”则是指我国虽然已在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但直至今日，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基础与老年社会服务体系仍比较薄弱。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GDP已经达到5 000~10 000美元之间， 而中国在世纪之交跨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时， 人均GDP尚不足1 000美元。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津贴、老年照料、医疗护理等老年养老保障政策发育程度低， 这一状况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农村老人的经济、医疗、护理等保障与服务政策发育严重不足。老年人渐弱的生理特征、衰落的家庭角色与较低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本质上是一个脆弱性较强的弱势群体， 而农村老人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宏观层面上的城乡发展差距、社会福利分层与微观层面上家庭养老能力弱化对农村老人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农村老龄人口的生存样态已不断濒临边缘化与贫困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的背景下， 将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纳入“精准扶贫”社会政策体系非常有必要。
二、农村老年贫困的概念与特征。
尽管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与贫困缓解政策使得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7亿人， 但是中国的老年贫困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尤其是在老龄化趋势快速发展、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1].事实上，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老年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是一个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群体， 以往学界在贫困或者农村贫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对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却没有给予较多的关注， 仅有的关于农村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测算， 以及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方面。比如， 于学军基于“2000年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 中国大约有4 600万左右的老年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到3/4, 也即农村地区有3 450万老年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态[2].而乔晓春等基于相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线以及消费贫困的标准， 综合测得全国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为2 275万。其中， 农村地区贫困老人的规模高达1 600万[3].也有学者指出， 在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的过程中， 所有人的贫困发生率都在降低， 但相对而言， 老年人群贫困的降低幅度可能较小， 甚至有所上升[4].
事实上， 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老年贫困标准的设定， 基于不同的测量方法 （恩格尔系数法、支出贫困法、绝对贫困线等） 所得出的测算结果有所不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使得中国老年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 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及家庭资源的需求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 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化使得本就孱弱的农村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功能几近于丧失。同时， 农村老人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本就具有较强的单一性与不稳定性特征。在此过程中， 即使抛开地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谈， 养老保障政策对农村老人的覆盖程度与保障水平仍处于低水平或者缺失的状态， 使得农村老人的生活陷入了无以保障的境地。
（一） 农村老年贫困的概念辨析。
如果从单一的经济视角来看， 农村老人的生活水平与经济状况相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但基于社会动态发展的视角，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提升， 甚至是有所下降。贫困概念界定时的多元性决定了分析老年贫困的多重视角， 以及对老年贫困界定的多维性。诚如学界以往对贫困概念的界定主要基于经济收入， 后来逐渐演变为消费支出、可行能力以及生计的脆弱性等， 在对农村老年贫困的理解上， 单纯强调农村老人的收入状况是远远不够的， 也是极其片面的。老年贫困是多种危险性、不确定性的集合体， 是与一系列劣势与不利地位的生活境况相联系的， 对农村老人贫困的界定必须考虑到个体因素、家庭状况与养老保障发展向度等。
一般而言， 步入老年状态后， 对农村老人生活状况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收入与支出状况、健康水平以及精神状态等。诚如阿玛蒂亚·森所言， 在贫困概念中存在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 即无论社会中收入分配的相对模式是什么， 饥荒总是“赤贫”的表现[5].而在农村老人贫困中， 这个“内核”便是其收入与支出状况， 即农村老人的生活是否处于 （或经常性的处于） 没有收入、入不敷出或者低于所在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的状态。其次， 由于老人生理机能处于不断衰退的阶段， 罹患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因而其就医支出也会远高于其他群体。从这一点来讲， 农村老人的健康水平也会影响其经济状况， “健康贫困”与“经济贫困”具有较强的勾连性。再次， 农村老人的生活水平还取决于其精神生活状态， 精神生活是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 这一点实则是农村老人日常生活中是否缺乏精神慰藉， 来自子女、社区、社会等方面的精神慰藉可以安抚农村老人的失落感、空虚感， 降低其心理或生理患病的概率。因此， 对农村老年贫困的界定必须涵盖其经济状况、健康水平与精神状态等多维指标。
（二） 农村老年贫困的特征识别。
农村老人是一个规模庞大且内部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不同老人的家庭状况、资源禀赋以及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这也决定了不同的农村老人其“致贫”原因千差万别。分析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特征， 可以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内部结构与具体表征有更详尽的了解， 进而增强扶贫政策的针对性。
1. 农村老年贫困的地区特征。
受到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与社会政策发育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老年贫困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 突出表现在：第一， 东部地区老年贫困的发生率、老年贫困程度、老年贫困深度以及老年贫困持续期低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中西部地区较高， 经济发展对福利制度的“涓滴效应”使得东部地区农村养老保障、老年公共服务体系较中西部地区更加完善， 其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老人。第二， 民族、边疆地区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率、老年贫困程度、老年贫困深度以及老年贫困持续期高于内陆及沿海农村地区，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不完备以及制度软实力较弱， 地区发展面临着内源性动力不足与外源性引力欠缺的困境， 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较低， 因而其人口贫困率尤其是老年贫困发生率较高。
2. 农村老年贫困的年龄特征。
一方面，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也将减少， 参加劳动的强度也必将降低， 这也决定了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生产与有报酬劳动的比例逐渐降低， 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不断下降。因此， 农村老年人贫困的比例随着年龄的提高而增加， 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更加容易陷入贫困。并且， 由于高龄老人较低的市场经济抗逆力与较强的生计脆弱性， 他们会陷入经济、健康、精神等更多类型的贫困中。另一方面， 年龄越大， 身体机能越差， 也意味着老年人口罹患疾病的风险概率在增加， 老龄人口医疗支出将越多。由于中国老龄化过程中的“高龄化”趋势严峻， 这一特征决定了未来老年群体中的高龄老人将会成为老年群体当中典型的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
3. 农村老年贫困的性别特征。
贫困有一张“女性的面孔”,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莫格哈登 （M·Moghadam） 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概念， 女性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限制了其外出就业的可能[6].在中国， 女性大多从事家务劳动， 特别是在结婚生子以后， 从事不付酬家务劳动的女性居多。加上土地分配、招工等制度的性别歧视， 导致农村妇女就业困难和收入贫困。而在市场经济中， 社会分工中的性别隔离导致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而这一劣势无疑会伴随着女性生命周期的演进而延伸至其老年时期， 致使农村女性老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老人。此外， 社会习俗、传统思想观念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文化形塑造成了女性的文化贫困， 进而导致其教育水平较男性而言处于低水平。而在年老后， 女性老人的收入来源更具有不稳定性和单一性。
4. 农村老年贫困的家庭特征。
子女数量、居住方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禀赋特征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 子女数量越多的老人越不容易陷入经济贫困的状态， 这是由于较多的子女数量确保了农村老人可资利用的养老资源越多。但子女对老年人养老资源的供给也取决于代际关系以及子女自身的经济状况， 子女经济状况越好、代际关系越融洽， 农村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越大、力度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讲， 子女质量、代际关系才是决定农村老人经济生活安全与否的关键。而伴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口流动的频繁， 传统的多代同堂的扩展型家庭被核心家庭取代，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不能与子女同住， 这势必会影响子代对其经济资源、照料服务的传递与供给[7].
三、农村老年贫困的原因解析。
贫困致因的多样性、异质性决定了农村老年贫困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很多原因或曰风险都可能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 但不同的人群对于相同的风险却有不同的承受能力， 这无疑会导致农村老年贫困原因的千差万别。老年人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他们都是弱势群体， 身体机能下降、收入减少、疾病风险发生的概率较高等。由于农村老年人口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 他们陷入贫困的原因又会有所差异。但总体来看， 老龄人口贫困的原因， 可以从自身、家庭、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以及社会风险等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见图1） .
（一） 自身机能与健康的衰退。
对于农民而言， 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是其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如前文所述， 农村老人由于生理机能下降， 无法也不能再从事劳动生产， 因而其收入来源无疑会陷入不稳定和无以保障的境地。根据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显示， 超过56%的农村老人在60岁时由于身体机能衰退、体力下降而干不了农活；近60%的农村老人会在65岁时停止干农活[8].长久以来， 由于正式养老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的缺失， 土地是农村老人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加上农村老人的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水平较低， 很难从事兼业性生产活动， 除种地之外再无其他职业可以从事， 停止干农活则意味着农村老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而身体机能下降的同时也意味着农村老人罹患疾病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因而其医疗支出会有大幅增加，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近70%的农村老人担心起生病时没有钱治病[8].
（二）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在中国的农村地区， 家庭不仅承担着生产的功能， 也承担着本应由国家负重要责任的养老功能。以养老问题为例， 由于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的长期存续以及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发育不足， 农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来实现， 家庭成为农村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的主要供给主体。伴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 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的家庭人口流动常态化， 农村老人从家庭中得到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越来越少。一方面， 家庭结构小型化意味着农村老人经济供给、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人数越来越少， 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正在被“少子化”的现实所击破。另一方面， “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规训正在被人口流动常态化的现实所侵蚀， 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抑或是定居城市， 多数农村老人成为了“空巢老人”、“留守老人”而得不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 其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三） 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缺失。
贫困的定义多种多样， 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贫困是由于收不抵支而造成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 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增加老年人的收入能够降低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同样， 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 通过预防性和补救性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以减少他们的支出， 也能起到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 老年福利制度的完善可以降低由于家庭养老缺失以及个体养老风险增强给老年人生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反观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 其在降低农村老人养老风险、预防农村老年贫困方面的作用可谓是微乎甚微。目前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 （2012年更名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出台于2009年， 大多数省份的养老金水平只有70元 （60岁及以上老人） , 对农村老人的生活替代率非常低。调查显示， 超过87%的农村老人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在满足其日常生活开支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小， 甚至不起作用。此外， 只有近16.5%的农村老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者贫困救助金， 并且救助金额较低[8].
（四） 社会风险的加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 时代。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 是导致老人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由于较弱的适应能力和风险抗逆力， 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会受到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三个方面的冲击[9].其中， 自然风险主要是指农村老人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对其正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同时也指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农村老人家庭收入下降以至于从家庭中获得的转移支付减少。而农村老人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是指社会政策变迁以及社会不稳定导致农村老人生活质量下降。目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政策变迁体现的是对不同群体利益的调整， 缺乏政策话语权的农村老人的利益很可能在此过程中受到侵害。市场风险对农村老人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会导致其支出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 市场风险也会通过影响农村老人家庭的收入而对其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四、农村老年贫困的化解机制。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与人口转变的宏观背景下， 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农村老年贫困人群的存在成为中国扶贫开发过程中脱贫难度最大的群体之一。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党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指导方针的背景下， 对农村老人贫困问题的梳理与解构成为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老人是脆弱性与各种劣势的集合体， 其对贫困的敏感性与弱免疫力决定了农村老人扶贫政策的建构必须兼具包容性与普惠性。在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来源的背景下， 沿用嵌入性的理论范式与研究理路， 将创新解决农村老年贫困的政策嵌入到精准扶贫的社会行动中， 充分考虑家庭结构转变、人口流动与迁移以及城乡互动融合深化的时代背景， 通过建立“家庭养老为基础、养老保障为支撑、社区照料为依托”的多元福利体系， 并不断创新和完善老年救助体系， 构筑起农村老人生活的安全网。
（一） 强化家庭养老保障基础。
在目前我国社会化养老局面尚未形成的情况下， 家庭是农村老人养老保障的基础， 也是各种扶贫政策的最终着力点。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居民最为主要、也是最受欢迎的养老方式， 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养老制度在农村地区长期处于缺位或低水平运行的状态， 农村老人不得不依赖家庭实现养老保障。另一方面， 家庭养老所具备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等是其他任何一种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所以， 家庭在农村老人生活保障中扮演着无可比拟的角色。虽然目前家庭养老的能力在下降， 但可以通过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 强化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进一步提升家庭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同时，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 对家庭主要照顾者 （如老人的子女） 提供补助政策可以减轻家庭成员照顾老人的经济负担， 确保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照料有稳定的保障。
（二） 提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供给水平。
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和能力， 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人文关怀的关键体现， 也是政府合法存在与运行的基础。目前农村老年人所享受到的保障政策主要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高龄津贴”等， 但现阶段以上老年保障项目的保障能力与福利水平较低， 根本不能满足农村老人养老的需求。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例，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与分担程度较低， 而且很多疾病 （尤其是慢性病种） 与药品支出根本无法报销， 致使农村老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还在发生。老年人具有较高的患病率， 为了防止农村老人因病致贫状况的发生， 必须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 扩大对慢性病的覆盖范围， 以降低农村老人医疗支出给其生活带来的经济风险与健康风险。而目前多数省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所提供的养老金只有70元左右， 对其生活保障程度非常低。作为农村老人获得日常生活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通过加强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保障水平与福利效应。考虑到社会救助是农村老人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在精准扶贫的推进过程中， 要继续完善与创新社会救助政策， 包括普适性的社会救助政策 （农村低保、农村五保等） 、专项救助制度 （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 以及临时性救助 （灾害救助等） , 确保农村老人的经济生活安全。
（三） 完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一种组合优化的养老模式， 较家庭养老而言有更多正式支持系统， 同时也具有社会化养老所不具备的情感与精神慰藉的功能， 在应对未富先老、家庭养老式微、社会化养老发展不足等方面有巨大的制度优势。在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频繁以及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背景下， 进一步强化社区在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供给方面的作用。以社区组织为主导， 在政府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下， 增强社区在农村老人护理服务、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的功能， 通过人员组织、资源整合、潜力挖掘， 使老年人在自己熟悉并依赖的环境中接受来自家庭、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的养老服务， 提高社会资源在缓解农村老年贫困方面的作用。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 农村老人也可以实现互助养老， 使自身的照料、护理、精神等需求方面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四） 创新缓解老年贫困的救助政策。
在当前中国针对贫困群体的精准扶贫政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对老年人这一脆弱性群体贫困状况的关注。一方面， 设立灵活多样的贫困标准和更加精准的老年贫困识别机制， 如经济、健康等多维贫困识别机制， 对老年贫困的表现形式、致贫原因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防止因贫困标准设定单一所带来的老年贫困识别误差。在识别老年贫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创新老年贫困缓解政策。另一方面， 考虑到老年贫困群体具有较强的个体异质性， 如女性老人、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农村老人的老年贫困发生高于一般农村老人， 需要将一般的老年贫困缓解措施与女性老人、农村老人、中西部地区老人等特殊贫困老人的需求相结合， 针对上述特殊老人的贫困出台更加具有针对性贫困缓解政策。
参考文献：
[1]ZHANG C.N., XU Q., ZHOU X., et al.Are Poverty Rates Underestimated in China?New Evidence from Four Recent Surveys[J].China Economics Review, 2014 （3） :410-425.
[2]于学军。积极预防和治理老年贫困[J].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2 （5） :16-17.
[3]乔晓春， 等。对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的估计[J].人口研究， 2005 （2） :8-15.
[4]杨菊华。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 王文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6]莫格哈登。贫困女性化--有关概念和趋势的笔记[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3.
[7]穆光宗， 茆长宝。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关系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7 （6） :1-6.
[8]吴玉韶， 郭平。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
[9]乐章， 刘二鹏。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7 （8） :6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