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琮反映天地观念的再思考

　　【摘 要】本文以四象与二十八星宿的起源作为研究起点，通过对玉琮上的纹饰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古人将黄道附近周天多分法和四分法的起源可能会早至良渚文化时期，同时也阐明了早期人们对于“地方”的认识应该是要强调地上的四个方向，故在后来通过逐渐转化才认为地是四方形的。
　　
　　【关键词】四象；二十八星宿；良渚玉琮；天地观念。
　　
　　天圆地方是我们熟知的概念。《周易·说卦》中就有“乾为天，为圜”的记载。《淮南子·本经训》“戴圆履方”,是说人头顶天为圆，脚下地为方。“天圆地方”最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天圆地方，道在中央。”但是早期的文献中并没有具体的形容“圆”和“方”的含义，直到《晋书·天文志》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记载，这个说法明确说清楚了地是象棋盘一样的方形。《晋书·天文志》又把“天圆地方”说列为“周髀家”言，所以现在一般认为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周髀家的观念，其形成年代可能在战国到汉代。也有人研究认为这种把地看作是方形的思想根源是农田为方形。[1]
　　
　　《大戴礼·曾子天圆篇》：“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吕氏春秋》说 :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孟子·离娄上》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 ;欲为臣，尽臣道 ;二者皆法尧舜已矣。”这几则典籍都是对于方和圆所引申出的思想含义的探讨，所以《周髀算经》有言 :“圆出于方，方出于矩，天环矩以为圆，地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由此看来“周髀家”
　　
　　所认为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观念，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观测的认识，另一方面更是将方圆的思想属性与天地的含义对应起来。所以笔者认为可能更早期的人们就有天圆地方的说法，但是周髀家却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因为没有更早期的相关文献记载，所以只能对于文物考察以研究古人的思想观念。
　　
　　一、四象与二十八星宿的起源。
　　
　　关于二十八星宿的起源，日人新城新藏曾有研究认为二十八星宿起源于中国，[2]大约在周初。竺可桢研究赞成新城新藏关于二十八宿源于中国的说法，但对其年代没有定论。[3]潘鼐也整理了《诗经》、《左转》、《国语》中的星名，说明二十八星宿的名称在周初已经有所显现。[4]《吕氏春秋》文献中所见最早记载完整二十八星宿的是，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 235 年）。
　　
　　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写有二十八星宿星名。[5]漆箱大体呈长方体，以黑色为底色，有四面以红色绘制纹饰。箱盖中央书写一篆文“斗”字，象征北斗，斗字周围有一圈小字，是顺时针排列的二十八星宿的名称，依次是：角、、氐、方、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娄女、胃、矛、毕、此隹、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在宿之下还有“甲寅三日”四个字，可能是指墓主曾侯乙去世那天。“车”、“角”两字之间空隙较大，可能书写时是以“角”起始，“车”结束。二十八星宿两侧各有一动物纹饰，一般认为分别是青龙和白虎。漆箱的其它三面都绘制有动物和云纹，并且有大小不一的圆点点缀其中，代表天空中的星辰。这种表现手法与数百年后南阳东汉画像石中的星象装饰有相同意趣。
　　
　　根据墓中出土的铜镈的铭文，可以确定此墓建造时间为公元前 433 年或稍后，为战国早期。所以这件漆箱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完整写有二十八星宿名称的文物。比现存文献所见早大约 200 年。对于此件文物的考察，笔者的认识是二十八星宿的成熟必定在战国早期以前。二十八星宿的前七个为“角、、氐、方、心、尾、箕”,其中前六个的本意是角、喉、爪、胸、心、尾，描述的就是青龙身上的每个部分，这说明这必定是在指东方苍龙七宿，结合星名旁边所绘制的青龙白虎来看，此时已将二十八星宿分为四区并配以四象。“角、、氐、方、心、尾”星名的意义本就是描述青龙身体的部分，这说明二十八星宿的与四象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
　　
　　关于四象二十八星宿的起源的探究我们认为可以更进一步，首先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天上的星星大多绝不像龙虎之类具体的物象（除了北斗这样的极为简单的形象），人们必定是为了某些目的才牵强的把它与成各种具体的物象联系起来。从其功用的角度来考察其根本的意义，其实就是将黄道附近周天分为若干个区域，再将区域中的亮星对应生活中所熟悉的一些形象。通过这样对黄道附近周天细分来考察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状况，以便对于气候周期性变化的把握，也就是历法的确立。
　　
　　我们前面分析四象和二十八星宿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将黄道附近周天分为二十八个区域和分为四个区域这两种分法是并行发展起来的。我们认为最初周天可能不一定是细分为二十八区，也有可能多一些或少一些，但大体上应该是有十几区或二十几区的多分法和四分法两种。前者多分法的用意很明确，可以方便观测太阳运行到哪个区域来确定当前的时节。但后者四分法的目的何在？我们注意到人们一般认为要知道太阳在哪个星宿，需要在日落时看太阳附近的星宿即可知道。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太阳落山后的一两小时内，太空还比较亮，根本看不到星星，这样就需要在天完全黑了以后来观察天空中的星宿，此时看到的星宿距离太阳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推算太阳所在的位置，应该会以较大的尺度来划分黄道附近周天，这可能就是四分法的来源。其次，人们也认识到四个季节的不同，所以将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也分为四个阶段，据此把黄道附近周天分为四个区域。另外，人们将天四分，正好与地上的四个方向对应起来，应该是人们从信仰的层面上将天地沟通的一种方式。
　　
　　根据对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功用的分析，也可以证明二者的产生应该是同一个过程，甚至把周天分为四区，也就是四象的产生有可能比二十八星宿还要早。另外，对于曾侯乙墓漆箱盖的考察，我们注意到四象青龙的起始实在角宿，这样来分析四象之间的四个节点，其中角宿和奎宿正好在黄道和赤道的相交点附近。也就是说将黄道附近周天分为四区时，还以黄道和赤道的交点作为划分的分局，所以我们推断，至少在战国早期以前人们必然已经熟悉了黄道和赤道以及其上的星座。
　　
　　二、式的天文学含义与二十八星宿排列的方向性。
　　
　　式现今已经发现多例，其使用方法前人多有研究，[6]1971年甘肃武威磨嘴子 62 号汉墓出土式，时代为新莽时期。分为两个部分 :下面方形的是地盘 ;上面圆形的是天盘，放置在地盘中间并且以竹轴连接，可以转动。天盘中央用竹珠镶嵌，刻画北斗七星，外侧有两圈环形带，内圈刻有六壬十二神的名称。外圈刻二十八星宿名称，逆时针排列分别是：
　　
　　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
　　
　　《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了北斗与二十八宿位置的对应关系：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天盘中角宿对应在内圈“天罡”之前的位置，正好是北斗斗柄延长线所指的方向，这与“杓携龙角”相合；斗中部大致可以对应到斗宿的位置，这与“衡殷南斗”相合；斗勺部分大致在参宿的位置，这与“魁枕参首”相合，这说明天盘星宿位置的布置基本上符合科学规律的。
　　
　　地盘上也刻有两圈文字，内圈为将天干去掉代表中央的“戊”、“己”两个，再与地支对应穿插排列在一起。外圈文字与地盘外圈文字相同，也是二十八星宿以逆时针方向排列，角宿对应在地盘内圈“辰”、“巳”之间的位置，二十八星宿在地盘四边的布置按照四象分类，并且对应四个方向。地盘上在子、午、卯、酉和四角都刻有双线，并且镶嵌竹珠，代表了四面八方。
　　
　　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天文知识的认识水平。天盘象征天，其上刻写二十八星宿把周天二十八等分；地盘象征地，方形代表了人们认识中的四个方向。天盘在地盘上转动象征天地的运行，进而代表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进行，从而预知未来。此处应该注意地盘四方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地是正方形，还是代表地有四个方向？笔者认为需要强调后一种含义，因为天盘旋转要与地盘对应起来，天盘上逆时针排列二十八星宿对应的四方逆时针应该是东北西南，通过这样的结构将天盘与地盘对应起来。当然，汉代人们受到“周髀家”理论的影响，可能会有地是方形的观念，但是追究这种方圆形象的源流，东北西南四方的观念才是正解。
　　
　　前面所述两例，曾侯乙漆箱盖二十八星宿为顺时针排列，对应四方顺时针排列为东北西南 ;式二十八星宿是逆时针排列，对应四方逆时针排列是东北西南；其方向性有三重，一是星宿排列的方向，二是四象所对应四个方向的排列顺序，三是四象的奔走方向。因为二十八星宿的接替次序是客观一定的，所以这三重方位其实是同一事实，知道其一，便可推知余二。曾侯乙墓漆箱盖四象对应的方向却与实际的方向不符，所以我们推测漆箱盖上所描画的星宿和图案的观察方式应该是翻转到天顶方向来看。所以我们认为漆箱盖上的图案可能是依据本该绘制在室内天顶上的天象图案粉本而作，抑或是此漆箱盖上的图案就是绘制天顶星象所用的粉本。根据这两例星图方向推断，如果要使四象所属的四方与实际情况对应，那二十八星宿就应该是从俯视的角度来看逆时针方向排列。地球向东边公转，天上的星宿也就每天西去，这样要排列即将在东边升出地平线的星宿，必然是要从西向东数去，而不是从东向西。
　　
　　三、南面而立和玉琮的天文学含义。
　　
　　依据上一节所述，古人认为二十八星宿应该是逆时针方向排列。这正与我们南面而立时对于看到的二十八星宿从右向左的顺序相合。而且对于黄道的考察也必然是以南面为正方向。根据李零的研究，[7]我国早期地图的方向也是以南为上，这也说明了古人对于南方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就是对于南面观天传统的传承。另外考察古人的书写方式，从右向左的方向书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右边刚写好的字迹容易被手腕抹去。所以这种书写方式必定是有某种深刻的观念的影响，我们认为就是古人南面观星，将星宿从西向东数去的观念的传承。古代天坛设置在城市南边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前面第一节论述了二十八星宿和四象的起源根本上讲是对于黄道附近周天的多分法和四分法，并且阐述了它们的意义。在认识到古人对于二十八宿逆时针排列的观念后，我们再通过古代文物来考察这种多分法和四分法的起源。我们发现玉琮是这种思想的物化代表。所以我们认为玉琮可能可以说明这种观念起源时间。
　　
　　玉琮发现的最早的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是现今发现的数量比较多且制作工艺最为精美的一个类型 ;各地也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琮发现 ;甘肃齐家文化也有大量玉琮发现 ;二里头文化有玉琮残片发现 ;四川相当于商代时期的金沙遗址有出土当地人们制作，外形仿照良渚文化的玉琮 ;殷后期安阳侯家庄有出土雕有典型商代纹饰的玉琮 ;西周也有大量玉琮发现，其中一大部分可能都是前些时期的遗物，很可能是传承自齐家文化；战国时代也有一些玉琮发现，有些是前代的遗物加以加工，有些似乎是当时的产品，但是此时玉琮更注重其装饰效果，似乎人们对于玉琮的含义已经不甚明了。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郑玄解释“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据此，人们大致认定了文物中的玉琮。郑玄对于琮八方的解释我们也是赞成的，因为玉琮有四面，其四角的神面正指向东南西北四方，四面上又有神面指向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所以正是有八个方向，即是八方。林巳奈夫认为琮为主，[8]《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何休之注：“主，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三寸，诸侯长一尺”,但是考古材料中并没有发现有如此规格设置的文物，所以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人们对于前人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并不是对与他们所见制度的描述，可能已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但是却失去了其真正的含义。此处应该注意“达四方”,也就是代表四个方向的含义，与地是四方形毫无关系。
　　
　　玉琮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首先从设计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东西。其纹饰大多装饰在四角，我们认为这样的纹饰设计是为了引导人们对于它的观察方式，无疑这种设计的引导作用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图录都是从玉琮的一角来观察，保证了神人纹饰的完整性。这样放置之后，玉琮的四角，还有四角所装饰的神面正指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所以我们认为玉琮四角的意义就是指向东南西北四方，这也就是它与地的联系方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一例战国玉琮可以证明这一点，其四角有镂空的箭头形象，有强烈的方向指向意味。另外我们注意到曾侯乙墓漆箱盖中二十八星宿分为四象后，对应的方位并不是漆箱的四条边，而是漆箱的四角，四象必然有东南西北四方的含义，所以四方对应的不是四条边，而是漆箱盖的四个角。由此我们也更加肯定了早期四方的概念是强调地上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含义，而不是说地是四边形。
　　
　　前面讨论了古人南面观天的传统。我们认为这种传统应该至少能够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玉琮可能是作为一种祭祀的神器，其设置的方式应该是放在观察者的南面，四角指向东南西北四方。如果是晴朗的夜晚，此时就可以看到南面至天顶这一范围内的星辰。前面讨论二十八宿和四象的起源时，我们讨论了古人观察黄道附近星宿的意义，其目的是制定历法，掌握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古人南面观天也就是要观察黄道附近星宿和太阳在其间运行的状况。所以我们发现古人面对玉琮时，面对地上的是四方，而面对天上的是南天所见的黄道附近星宿的排列。正如图片所示，玉琮中间的圆柱形凸起，必然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恰好就对应了黄道附近星宿从西到东逆时数去的排列顺序。前面所述黄道附近周天的多分发和四分法，玉琮的四方正是这种四分法思想的物化。
　　
　　我们以反山M12出土的玉琮为例来分析玉琮的形象，[9]由于玉琮从上到下是由数个相同的单元重复构成，所以我们首先只分析其一个单元的图像含义。玉琮的四角装饰双层的神面，其嘴的部分正好凭借其直角的形状而表现成中间凸起的鸟喙状 ;眼睛为圆形，这与后世青铜器上表现哺乳类动物的臣子眼是完全不同的意趣，应该是表现鸟类的眼睛 ;并且参考这一玉琮四面上所装饰的鸟头全侧面的形象，四角下层神面与鸟头全侧面形象极其相似，所以推测其表现的是鸟的形象，只是四角下层神面为鸟头的正面视图，四角下层神面两眼之间向上倾斜的连接带，应该是表现鸟喙向上的姿态。
　　
　　所以我们暂且称这种形象为“神鸟”.四角上层的神面可能也是鸟的形象，可能是代表四方之神。
　　
　　玉琮的四角呈人字形的突出，以此来塑造出了玉琮四方的外形，四面的中间部分露出了玉琮中央的圆柱体，此处装饰了神人骑神鸟的图案。四面均装饰完全相同的形象，如果我们想象这四个形象向其身后的方向退去，最终他们将会在玉琮的中间交汇在一点上，所以我们推断，这四个完全相同的形象其实是同一神灵，玉琮四面的四次描绘是为了表现其在四个方位的状态。前面所述玉琮中间的圆柱体可能对应了天上的黄道附近的星宿，那这个出现在黄道上四个不同位置的骑神鸟的神人很可能就是太阳神，太阳在黄道上的四个位置也正是代表了一年的四季。我们注意到此神人的形象，头发向四周扩散去，正与阳光向四面八方发散的状态相似。
　　
　　据此我们认为此神人应该为太阳神。此琮的四周正面和侧面的神鸟共装饰有十二个，代表太阳神可能乘坐神鸟经过的十二个地方，也正好是一年的十二个月，这也恰好与黄道附近多分法的思想相合。
　　
　　这样玉琮四方的外形就是要将黄道附近周天四分，象征了一年的四季，也与地面上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相对应。
　　
　　需要注意的是，前面讨论玉琮上的四方之神的形象，我们认为其与太阳神类似，只有一位，但是他有可以从中央向四方发射去的特性，所以在玉琮四角装饰了四次。有大量的玉琮比较高，其形象都是以相似的形象单元层层累积起来，我们认为这样形态的意义是象征社会中各个阶层人们的高下。
　　
　　《庄子·说剑》有云 :“上法圆天，以顺三光 ;下法地方，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顿四乡”其中三光指的是日、月和星辰，足以见人们四象中对于星辰观念的重要性 ;其中提到上天、下地、中民的这种宇宙结构的观念，我们认为应该是从良渚时期就已经有所发展。
　　
　　四、结论。
　　
　　追寻二十八星宿和四象的起源年代应该进一步来追寻黄道附近周天多分法和四分法的起源年代 ;我们发现这种多分法和四分法之间可能是有联系的并且同时发展起来 ;其联系就是将象征黄道附近周天的圆形和象征地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而且象征四季的方形对应起来 ;这种对应就是古人确立历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古人沟通天地的重要手段 ;这种对应的思想在正与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产生的玉琮所蕴含的含义相同，通过分析玉琮上纹饰的含义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我们认为古人将黄道附近周天多分法和四分法的起源可能会早至良渚文化时期；也说明了早期人们对于“地方”的认识应该是要强调地上的四个方向，后来才逐渐转化为认为地是四方形的。
　　
　　【注 释】
　　
　　[1] 刘沛林 . 天圆地方说考辩 . 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2.2.　
　　[2] 竺可桢 . 转引自 : 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 . 竺可桢文集 . 科学出版社，1979.242.　　
　　[3] 同上文 .　　
　　[4] 潘鼐 . 中国恒星观测史 . 学林出版社，2009.9.　　
　　[5] 曾 侯 乙 墓 .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编， 文 物 出 版 社，1989.353-354.　　
　　[6] 严敦杰 . 式综述 . 考古学报 ,1985.4.　　
　　[7] 李零 . 说早期地图的方向 : 中国方术续考 . 东方出版社，2001,270-281.　　
　　[8] 林巳奈夫 . 中国古玉研究 . 术图书公司，1997.143.　　
　　[9] 反山（下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文物出版社，200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