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席勒一生着述丰富， 在其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期均有经典作品流传后世。而对于以其命名的“席勒式”创作倾向， 长期以来却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对席勒不同时期代表作品的研究发现， “席勒式”是随着席勒社会阅历的丰富以及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它在席勒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
关键词：“席勒式”; 席勒； 创作倾向；
Abstract: Schiller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throughout his life.Classic works at various stages of his career have been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However, “Schiller's style”, named after him,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ial.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Schiller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found that“Schiller's style”is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richness of Schiller's social experi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Kant's aesthetic thought.And it has a distinct performance in the works of Schiller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chiller's style”; Schiller; creation tendency;
“席勒式”是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点评其历史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提出的概念。之后， 恩格斯在评价《弗兰茨·冯·济金根》时也曾提到过这一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 国内学者开始对“席勒式”这一概念进行大范围讨论，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所谓“席勒式”就是指席勒在进行文学创作及历史研究时， 不从真实的社会生活出发， 对其笔下所描写的人物加以无限地美化， 赋予他们高尚的心灵和杰出的才能， 以致人物脱离客观现实， 成了席勒自己表达观念和理想的工具。
几十年来， 不同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对“席勒式”进行了分析探索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石宗山在《“更加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辨析》[1]中将“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作为两种文学创作倾向进行直接比较， 提出当今的创作应更加“莎士比亚化”地再现社会原貌， 而不应刻意回避历史真实、“席勒式”地美化世界、塑造完美型人物；张玉能在《“席勒式”就是浪漫主义创作手法》[2]中把“席勒式”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相联系比照， 提出“席勒式”就是一种创作手法， 其本质就是运用浪漫主义进行创作；石长平则在《论“席勒式”创作方法的美学内涵》[3]中对“席勒式”创作方法的美学内涵进行深刻挖掘， 提出“席勒式”对美学的影响是极其积极、深远的。
但是， 当涉及“席勒式”与席勒创作的具体关系时， 却众说纷纭， 含混不清。例如， “席勒式”是否仅就席勒的部分创作而言， “席勒式”究竟突出表现在席勒的哪些作品中， 席勒后期是克服了“席勒式”还是更加倾向于“席勒式”地写作， 等等， 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通过对席勒前、中、后不同时期代表作品《阴谋与爱情》《唐·卡洛斯》以及《威廉·退尔》的研究， 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
一、《阴谋与爱情》：“席勒式”的初显
《阴谋与爱情》是席勒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这部作品看， “席勒式”的倾向在席勒的创作过程中已经有所显现， 但其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
（一） 《阴谋与爱情》中非“席勒式”的一面
《阴谋与爱情》主要讲述了身为宰相儿子的斐迪南少校与平民少女路伊斯相爱而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所不容的故事。这部作品中出场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但每个人物都个性十足， 被作者刻画得恰到好处， 真实深刻， 如宰相的老谋深算、秘书伍尔牧的阴险狡诈、路伊斯母亲的势利贪婪等， 无一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这部作品是完全脱离生活的、剧中人物是席勒个人观念和理想的传声筒， 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 从创作背景看， 席勒在写作《阴谋与爱情》时， 德国尚未统一， 他在目睹当时德国各小邦君侯的残暴统治后所创作的《阴谋与爱情》， 反映的正是18世纪德国分裂成许多封建小邦后统治者倒行逆施、不顾百姓死活、一味谋求自己利益的社会现实。作品中既反映了君主的残暴， 也再现了教会的专横， 充满了愤怒的反封建精神和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样的作品， 说它完全脱离现实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 从席勒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 其人物大多“有血有肉”, 个性色彩十分鲜明。典型的如主人公斐迪南少校， 他的父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但他却偏偏爱上一个出身贫寒的下层女子。斐迪南一改以往德国文学作品中封建贵族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形象， 给人以眼前一亮之感， 在他的身上， 确实有着作者所寄予的一些美好的理想。但这个人物却也不是没有缺点， 他的易怒、冲动、做事犹豫不决等， 都是导致他最终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但这也使他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作品中， 斐迪南中了伍尔牧的奸计， 误认为路伊斯对自己不忠， 于是愤怒之下要侍卫长与他决斗， 这一情节可说是神来之笔。不得不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缺点， 才使得斐迪南的形象显得更加饱满， 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 正是血气方刚之时， 当他得知自己倾尽全力去爱的人竟然是在戏弄自己， 自己一直相信的清纯少女竟然是个水性杨花之人， 他所表现出的一切疯狂行为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另外， 席勒对路伊斯父亲米勒的刻画也是非常成功的。米勒出身于社会底层， 职业是并不出彩的乐师。当他得知自己的女儿正在与宰相的儿子相爱时， 他并没有像妻子那样， 以为自己攀上了金枝而表现出小市民阶层的势利， 而是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 他深知贵族公子的脾性， 害怕自己的女儿只是别人一时的玩偶。同时， 他也憎恶伍尔牧的虚伪与狡诈， 不肯答应他的提亲， 在他看来， 女儿的幸福才是应该放在首位的。但在该剧的最后， 当斐迪南给了米勒一袋金子后， 他所表现出的激动， 却也反映出了他平凡庸俗的一面。
（二） 《阴谋与爱情》中“席勒式”的痕迹
对于《阴谋与爱情》， 恩格斯把它称作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4]454.席勒自己也曾说过， 他是在借这部作品巧妙地进行社会批评。一般来说， 剧作的政治倾向， 或是通过将宫廷内外的两种生活进行对照描写表现出来， 或是借助剧中人物慷慨激昂的台词宣传表达出来， 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运用的则是后者， 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女主人公路伊斯所呼喊的“当等级差别的篱笆垮掉以后， 当出身微贱的皮壳从完美身上剥落以后， 人就是人”[5]11等台词。路易斯明知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斐迪南相差甚远， 却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 她痛恨封建专制制度， 憎恶一切不平等的行为， 渴求跨越阶级获得真爱。但路伊斯出身于平民家庭， 好多关于“阶级平等”“人与人平等”的思想并不像是她这样的小女子就能意识到的， 这不过是作者在借她之口呐喊， 让她喊出那个时代无数已经觉醒的青年人的心声罢了。
二、《唐·卡洛斯》：“席勒式”的发展
《唐·卡洛斯》完成于1787年， 是席勒青年时代的最后一部剧作。通过这部作品， 席勒把16世纪西班牙的皇家故事搬上舞台， 讲述了一段以王子唐·卡洛斯为核心的宫廷秘史、父子情仇。在这部作品中， 席勒的“席勒式”的创作倾向已十分明显，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 人物性格单一化、抽象化的特点显得十分突出。
西班牙王储唐·卡洛斯因为自己的恋人伊丽莎白被父亲纳为王后而与父亲反目成仇， 他的好友波萨侯爵和王后 （伊丽莎白） 知道他内心的苦闷， 都希望他能够放弃个人私情， 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解救受暴政压迫的尼德兰民众身上。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 让不知内情的唐·卡洛斯误把波萨当成了卖友求荣的小人， 并做出一些过激行为。当波萨死前对唐·卡洛斯说明一切后， 唐·卡洛斯追悔不及， 但又无能为力， 最终自己也掉入圈套， 落进了国王和宗教法庭的手里。
首先， 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看， 18世纪末， 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 封建专制制度不断遭到重创。1782年9月， 一心向往自由的席勒离开了斯图加特， 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征程。途中， 席勒听闻了西班牙王储唐·卡洛斯的故事并为之所吸引， 经再三思考， 席勒决心把唐·卡洛斯的故事写成剧本， 搬上舞台。席勒创作这部剧作用了5年时间， 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材料， 对唐·卡洛斯所处年代的西班牙进行了全面探究。但在5年的写作过程中， 由于“狂飙运动”的日渐衰歇， 席勒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都发生了极大转变， 这都深刻地反映在了剧本之中。席勒把剧中的背景和自己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设置得一样复杂宏阔， 人物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抗争精神， 这既反映了席勒自己的政治理想， 也反映了18世纪末市民阶级希望受到平等对待、拥有政治权利的心声。因而， 《唐·卡洛斯》可以说是席勒在用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书写历史， 是一种诗意真实， 而非真实本身， 这种创作方式有着深深的“席勒式”印痕。
其次， 从整部作品的人物塑造看， 剧中人物形象过于抽象化、单一化， 更能体现“席勒式”的特点。席勒在《唐·卡洛斯》中， 把反面角色菲力普二世写得非常精彩， 特别是他的暴虐、多疑， 被席勒刻画得栩栩如生。但是， 剧中作者加以赞美、歌颂的两个正面角色唐·卡洛斯和波萨， 性格上却显得十分单调， 席勒不惜花重笔墨把他们描摹得伟岸、崇高， 甚至把他们当作救世主一般称颂， 但这种颂扬反而使他们显得不够真实。在作者笔下， 唐·卡洛斯和波萨性格完美， 心灵高尚仁慈， 满心想的都是如何拯救受暴政压迫的民众；他们痛恨封建专制， 要求自由民主， 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这些似与他们王子和宠臣的身份不甚相符， 与16世纪西班牙的社会实际不甚相符， 仿佛是作者在强行把这些美好的品德加在他们身上， 让人不自觉地认为， 这两个人不是16世纪的西班牙王室贵族， 而是18世纪末的德国普通青年。尤其是对波萨侯爵这个人物， 席勒在剧本中多次对他进行歌颂， 他已经近乎一个完人， 很难找出半点瑕疵。所以不难看出， 波萨正是席勒政治理想的化身， 并且， 波萨身上的人道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另外， 从剧中的一些台词， 如唐·卡洛斯诉说自己人生悲苦的话语， 也可以看出那是席勒自己在感慨命运多舛。还有一些赞美波萨的句子， 热烈而又充满激情， 但却显得空洞， 这些都说明《唐·卡洛斯》与席勒早期的作品相比， 有着明显的“席勒式”倾向。
三、《威廉·退尔》：“席勒式”的典型体现
1804年， 席勒创作了其生涯中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威廉·退尔》， 这部作品耗费了席勒极大的精力， 堪称呕心沥血之作。《威廉·退尔》充满了爱国主义情调， 深刻反映了席勒对故国家园的热爱和思念， 其一上映就受到了群众的热捧， 被看成是一部号召民众联合起来一同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作品。在这部作品中， 席勒的“席勒式”倾向已覆盖全篇， 概念化的人物、口号似的台词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首先， 从剧本的创作背景来看， 1801年， 由于德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战场上的失利迫使其不得不与法国签订和约， 割让土地以求和平。这一消息传来， 极大地刺激了席勒， 席勒心中那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 使得他的创作重又回到重大的时代问题上来。
《威廉·退尔》取材于瑞士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威廉·退尔的故事传说， 主题很明确， 即呼唤民众反抗外侮， 维护民族统一， 这无疑契合了当时德国的时代要求。席勒创作《威廉·退尔》正是从自己的理想出发， 把它当作了一种宣传工具， 并希望通过剧中热情似火的话语点燃德国民众心中的愤怒， 从而使大家团结起来反抗侵略， 追求自由解放。
其次， 从席勒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来看， 这部作品的“席勒式”倾向更是暴露无遗。如主人公威廉·退尔， 他本只是瑞士的一个普通农民， 但他却嫉恶如仇， 对侵略者的荒淫无度、蛮横无理嗤之以鼻， 拒不屈服， 最终遭到逮捕。但是， 威廉·退尔却在押解途中， 趁机射杀了总督， 走向了彻底反抗的道路。整部剧作富有传奇色彩， 主人公威廉·退尔的遭遇更是充满了故事性， 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但是， 读者终究会觉得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遇到的， 而且在作者的笔下， 威廉·退尔似乎毫无缺点， 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有光明和希望， 他简直不是一个“人”, 他就如同是上帝一般的存在。这样的创作手法， 反而使这个人物变得不真实， 使之成了一个符号， 一个智慧勇敢、爱国正义、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符号。
此外， 作品中人物的台词慷慨激昂， 充满了斗志， 读来更像是一种战斗的口号。比如在剧中第二幕， 威廉召集大家在森林开会商讨如何彻底推翻暴政， 驱逐侵略者， 重建家园， 人们起初还对威廉的计划怀有疑义， 但在威廉的动员之下， 大家都变得同仇敌忾起来， 充满了勇气和决心， 并大声地宣誓：“宁死不当奴隶苟且偷生！”[6]249再如第四幕中， 当人们救出退尔后， 大家手拿武器， 发出了震撼山河的叫喊声：“全国已经自由！”[6]323这类台词其实都是作者的心声， 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德国人压抑已久的心声， 席勒让剧中人物喊出这些话， 无疑是把他们当作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故而， 从《威廉·退尔》看， 席勒晚年作品中的“席勒式”倾向是愈加明显的。
四、席勒生平经历对其“席勒式”创作的影响
1759年， 席勒出生于德国一个并不富裕的军医家庭。在席勒生活的年代， 德国政治僵化， 经济停滞不前， 百姓民不聊生。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社会， 到处乌烟瘴气， 这使得席勒十分厌恶。叛逆的性格使席勒一步步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1776年， 刚满18岁的席勒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诗歌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之后几年， 随着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蓬勃兴起， 席勒凭着满腔热血， 创作了《强盗》《阴谋与爱情》等名作， 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 所塑造的人物也大都有血有肉、个性十足， 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 抨击了上层统治阶级尔虞我诈的丑恶行径， 表达了与封建专制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很难看出“席勒式”的倾向。
18世纪80年代末， 随着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衰微， 席勒的创作风格逐渐由狂飙突进向着古典主义过渡。从1787年到1796年的几年间， 席勒一直沉醉于康德美学的研究之中， 鲜有文学作品问世。康德曾表示， 世界上最能震撼人们心灵的莫过于“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 这是康德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席勒的世界观和革命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席勒看来， 真正的美应与人性相结合， 要想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 还是需要培养道德高尚、品行兼优的人才可以。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了其后期的创作倾向， 对“席勒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796年， 席勒重新开始文学创作， 其人生之中的第二个创作繁盛期由此开始。这一时期， 席勒的作品大多以历史题材为主， 主题也多贴近宏大的社会变革， 较为着名的剧作有《华伦斯坦三部曲》 （1799） 、《玛丽亚·斯图亚特》 （1801） 和《威廉·退尔》 （1803） 等。总体来说， 席勒后期的创作缺乏早年的浪漫激情， 在塑造人物时， 刻意去追求一种完美， 致使人物渐渐脱离现实而趋于理想主义， “席勒式”的倾向十分明显。
根据席勒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 席勒早年满腔热血， 嫉恶如仇， 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用笔作为战斗的工具， 创作的每个字都是对现实的揭露、对封建专制的反抗， 因而其早期作品中运用的大多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而并无或略有“席勒式”的倾向。当席勒的社会阅历逐渐丰富、其政治抱负以及对社会的美好愿景长期无法实现时， 他慢慢懂得理想与现实之间终有鸿沟， 因而不得不逐渐将自己的理想加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通过作品的人物之口， 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喊出时代的呼声。此时， 席勒在创作上逐渐变得“唯心主义”起来， “席勒式”的创作手法也变得愈加明显。到了席勒的创作晚期， 席勒深深感觉到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难以实现， 浪漫主义的激情也逐渐消耗殆尽， 其在创作上也就越来越脱离现实， 以致笔下的人物都成了一种概念化的符号、美的化身， 成了席勒本人的“代言人”.
通过对席勒前、中、后不同时期代表作品的对比和分析不难发现， “席勒式”在席勒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 它与席勒的生平经历及其所接受的康德美学有着莫大的关系， 并且这种“席勒式”的倾向在席勒笔下的正面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弄清楚什么是“席勒式”以及“席勒式”在席勒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将对我们正确认识席勒、深刻理解席勒的作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石宗山。“更加莎土比亚化”与“席勒式”辨析[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4 （2） :94-104.
[2]张玉能。“席勒式”就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J].教师教育论坛， 1994 （5） :6-11.
[3]石长平。论“席勒式”创作方法的美学内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514-518.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5]席勒。阴谋与爱情[M].杨武能， 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6]席勒。席勒文集[M].张玉书，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