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肇基教授祖籍江苏溧阳歌歧乡， 1937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在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 一出生就感受到书香气息的熏陶。他的外公秦毓鎏先生 （1880~1937） 是宋代文学家秦观的后人。
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
摘 要：周肇基教授是我国着名农业历史学家、农学科普专家和花卉专家。历任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所） 第二任主任、名誉主任， 科技史硕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 当代农业史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 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二、三届会长。九三学社华南农业大学支社改革开放后首任主任委员。他学术成果丰硕， 桃李满天下。
关键词：周肇基； 农业史； 华南农大；
一、书香门第读书种子
1. 血脉中的书香
周肇基教授祖籍江苏溧阳歌歧乡， 1937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在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 一出生就感受到书香气息的熏陶。他的外公秦毓鎏先生 （1880~1937） 是宋代文学家秦观的后人， 1902年东渡日本， 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青年会， 宣传革命。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 他立即加入并成为积极分子， 1907年参加镇南关 （今友谊关） 起义。1911年11月，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 他在无锡组织起义， 被推为锡军政分府总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秘书。“二次革命”时， 与黄兴等起兵讨伐袁世凯。秦毓鎏先生不仅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 也颇有西学知识和国学功底， 着有《生物的过去和未来》《读庄穷年录》。他的爱女秦平之， 就是周先生的母亲， 受过大学教育， 年轻时跟着父亲见过黄兴、孙中山、秦邦宪、柳亚子， 耳濡目染， 具有大家闺秀风范。她为人母之后， 对儿女的教育自然是诗书传家。
周肇基的父亲周真伯先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 又进燕京大学研究生院， 与着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是同宿舍的“舍友”.毕业后任无锡私立中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进逼无锡， 他带领师生离开敌占区， 先到远郊， 后到上海法国租界复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他不惧汪伪政权的威逼利诱， 毅然解散学校， 拖家带口辗转到西北。他把家安顿下来之后， 就进工合国际的工厂任职， 为抗战前线服务。新中国成立后， 周真伯先生被任命为宝鸡面粉厂厂长、宝鸡市人民代表、市府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宝鸡市委员会副主委、主委。
周真伯先生和夫人育有六位子女， 家风和睦、父慈子孝、家教严格、文化氛围浓厚。子女们秉承家族对文化知识的厚爱， 在学期间努力学习， 毕业后成为爱岗敬业的教授、主任医师、经济师等， 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成绩。
周肇基教授夫人韦璧瑜， 系其大学同学， 主要从事植物化学的研究及开发利用；先后任西北师范大学、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是国家一类新药---氢溴酸高乌甲素的发明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优秀新产品奖；她先后被评为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甘肃省“三八”红旗手， 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
周先生的儿子们也像长辈那样热爱知识， 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次子本科在读期间就拿到美国名校的全额奖学金， 博士毕业后在美从事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工作。孙女周百合在周先生身边长大， 从小跟着到植物园、各大学校园观花识草， 小学毕业时基本能识别广州园林习见花木， 12岁时就在《花木盆景》发表《花韵》一文。1998年， 中共广东省省委宣传部组织评选首届广东十大优秀书香之家， 周先生一家荣登榜首。1999年12月6日《南方日报》整版发表王垂林主任撰写的专访《书香第一家》。
2. 与书结缘到与农结合
周肇基是周家次子， 自幼好静， 爱读书。先后在陕西宝鸡申新纱厂职工子弟学校、西安雍村小学、西安圣路中学、宝鸡中学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 高中毕业时被评为优秀青年。1955年， 考入西北大学生物学系植物学专业。在学四年， 牢记校长刘端棻的教诲， 勤奋学习， 全部考试成绩优等。尽管他渴望分配在条件好的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然而，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 学习成绩好并未让他如愿， 反而成为受责难的“整天抱着书看”的“白专”.后来， 与同班同学韦璧瑜一起分配到刚创办的汉中大学生物系工作。好在汉中大学领导慧眼识才， 报到不久就选送他俩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班深造， 并兼任助教。学习结业后， 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回到汉中大学任教。周先生第一年植物生理课就获得学生好评。第二年， 学校组织各系老师前来观摩教学， 他被评上甲等先进教师。
1963年， 因国家作出大调整， 汉中大学生物系暂停招生。周先生留下已无有用武之地。1964年1月他和爱人韦璧瑜为了心爱的植物生理学专业选择了比陕西条件更差的甘肃农业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 并狠心将刚1岁的孩子送到宝鸡的老人处。1964年8月， 他的处女作《水与植物》在《甘肃日报》发表。自此， 开始了科研的笔耕之路。1965年， 周先生夫妇俩被派往甘肃省农科院庆阳西峰工作组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离开实验室， 本行植物生理学研究只好中断。但值得庆幸的是， 庆阳县是黄土高原上比较肥沃的地方， 周人先祖， 曾经在这里繁衍， 后来才出岐山， 得天下。周人重农、厚德的传统， 似乎被嵌进庆阳农民的基因里。当地老农崇尚精良的传统耕作技术， 熟悉农谚， 讲起种庄稼来头头是道。所讲与《齐民要术》里的技术很相似。这对农史研究来说， 真是坐在书斋里无法得到的机会。尤其可贵的是， 农民们对他们很友好。周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与70多岁的老贫农盖大叔睡在同一个炕上， 晚上还为培养农民技术员讲课， 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 抓紧机会向经验丰富的老农请教传统农业技术。每天干完农活回到老农家中， 土炕成了书桌， 借着煤油灯光， 阅读石声汉教授题赠的《齐民要术选读本》， 做笔记， 划要点， 写体会。《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科技典籍。把北方传统的旱作农业阐释得相当完整。他一边研究《齐民要术》的内容， 一边在科学种田中实践， 如“溲种法”试验， 播种之前将蚕粪等多种肥料和有毒植物附子加工成糊状包在种子表面， 既可防止地下害虫咬坏种芽， 又可以给萌发的幼芽提供肥料。这是保证苗全苗壮的好方法。为此， 还与农民一起拉上架子车到几十里外的李家寺蚕种场去拉， 彻夜如法炮制。结果证明在提高小麦的抗寒性、抗旱性上效果最好， 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冬小麦越冬死亡的问题， 被当作成功的典型。温泉公社曾经组织三级干部在地庄大队试验田头开了现场会， 参观评比， 号召大家都来这样做。
1969年， 甘肃省农科院奉命撤销， 周先生夫妇又被派往甘肃省徽县红旗山“五七”干校任技术组长。他利用技术组长的身份， 尽可能给在此劳动的甘肃省委、省政府的老干部和知青以体贴和帮助关照， 并和他们结下患难之交。1971年周先生被评为干校“五好”战士。
1974年1月， 周先生夫妇调到甘肃师范大学农业基础系任教。但由于学朝农， 他被派到甘肃武威农村开门办学。在那里既要给工农兵学员上课， 又要指导群众科学种田。面对这些基础差的学员， 只有改进教学方法， “把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添加到课堂里去， 而把书上那些涉及生物化学多的知识， 我就简略些……用深入浅出的办法来讲， 多讲生产中他们熟悉的知识点，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由于教学效果优良， 他被评为先进教师。帮助农民科学种田也获得丰收实效。临别时， 村民送上一个大镜框， 上书“送给甘肃师范大学开门办学周肇基老师甘肃省武威羊下坝公社上双大队敬赠”.这些体现普通农民的真情的纪念品， 周先生珍藏至今。
3. 寒冬孕育到初春绽放
在政治挂帅、极“左”盛行， 许多人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争中难以自拔、浪费青春的时候， 周先生虽然离开了心仪的实验室， 无法进行深入研究， 但是， 他把下放农村参加劳动当成了接触实际、研究农史的契机和将植物生理学知识用于农业实践的好机会。外部的“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怪论， 他不屑一顾；读书、做学问， 是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论环境多么艰苦， 他都未停止对学术的追求， 并且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就是把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与传统农艺技术结合起来， 发掘中国古代农艺技术中的植物生理学的成就。这也符合指导农民科学种田， 丰产丰收的国家要求。凭着十多年的学术积累， 1975年周先生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1期上发表了《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植物生理学方面的成就》， 论文从水分生理、矿质营养、植物体内的物质运输、种子处理、种子生活力的快速鉴定、性别生理、春化作用等七个方面阐述了《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我国古代植物生理学方面的成就。在学术刊物基本停刊， 少数复刊的也多充斥政治文章的中国学术界， 这篇纯学术论文犹如荒芜百花园里冒出的又一棵奇葩。第二年， 周先生又将研究范围扩展到《齐民要术》之外中国古农书中， 搜寻相关史料， 补充新发现的内容， 增加“生长发育”和“农产品贮藏”二节， 1976年起， 在我国植物学顶级刊物《植物学报》上发表，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植物生理学的贡献》论文分上、下篇连载。论文甫一发表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 开始奠定周先生在中国植物生理学史研究上的地位。1977年， 他荣获甘肃师范大学先进科研工作者奖。1978年， 他成为拨乱反正后晋升的第一批讲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科学春天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启动， 使具有扎实专业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未放弃学习和研究的周先生很快成为学校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六七年来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 植物生理学方面的论文有：《小麦品种抗旱性鉴定方法的研究》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978年第1期） 《柿树漫谈》 （《植物杂志》1978年第5期） 《鉴定小麦品种抗旱性的方法》 （《植物杂志》1979年第1期） 、《种子贮藏的科学》 （《甘肃科技报》1979年第24期） 、《提高树木抗寒性的方法》 （《甘肃科技报》1979年第26期） 《植物的相生相克》 （《植物杂志》1980年第6期） 《植物分泌在植物生活中的作用》 （《农业科技情报》1980年第6期） 《隆冬时节话休眠》 （《植物杂志》1981年第6期） 《植物生理学基本知识讲座》 （《甘肃科技报》1980年第61~71期） 《动物激素在农业上的应用》 （《大自然》1981年第3期） 《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相关性》 （《生物学通报》1982年第4期） 等20多篇论文。科技史方面的论文有数篇， 如《中国古代的植物生理学知识》 （《科学史文集·生物学史专集》，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0年） 《从罃利杀、嫁枣到环割扭梢---植物体内物质运输知识古今谈》 （《植物杂志》1980年第2期） 《果实贮藏简史》 （《植物杂志》1981年第5期） 《我国古代植物生理学知识新探》 （《中国农业科学》1982年第5期） 《我国传统的种子处理》 （《植物杂志》1982年第3期） 《古籍里的植物与光知识》 （《植物杂志》1984年第3期） 《我国古代种子生理学的成就》 （《植物生理学通讯》1985年第4期） 等论文。这些科研成果， 有的是蹲点农村、克服困难在炕桌上撰写的；有的是在科学春天里满怀激情、利用节假日熬夜完成的。论文不仅荣获中国植物学会《植物杂志》一等优秀作品奖 （1981年） , 甘肃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 （1981） 、西北师院科研成果二等奖 （1984）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1988） ;而且受到香港大学、孟加拉达卡大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同行和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关注， 他们分别致信表示赞赏并索文。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 “里通外国”的阴影尚未散去。周先生拿着境外来信和论文抽印本层层请示， 从系里跑到省里， 经过省委宣传部领导同意， 才在全省唯一有境外业务的邮电所将论文寄出。
周先生还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以期为农业生产服务。1979年至1985年， 他撰写了40多篇科普文章。如《植物生理学基本知识讲座》10讲、《神通广大的矮壮素》《杀虫植物除虫菊》《芽休眠激素---脱落酸》《植物的抗寒性》《光合作用与农业生产》《敷泥法治疗果树腐烂病》《蔬菜的黄化现象和利用》等， 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播出。当时， 收听电台广播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这些科普文章随电波传进千家万户， 热心听众反应热烈， 咨询来信似雪片一般飞来。《甘肃科技报》等报刊争相转载， 有些文章收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编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周先生获得甘肃师范大学先进教师奖 （1976） 、甘肃师范大学教育大会先进教师奖 （1978） .198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任教研室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高等院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甘肃省科协第二届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首届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甘肃省分会副理事长兼生物学、农学创作组组长。
二、华丽转身厚积薄发
1. 相识农史名师
周先生的本科专业是植物学， 但这位书香世家里走出来的理科生也十分喜爱文史。这有早年母亲教导他古诗词、读《古文观止》《精忠说岳》的影响， 也得益于中学时代优秀的文史成绩， 他的作文，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朱映兰先生批阅后还要在班上念。而每当期末历史老师报分的时候， 念到周肇基的名字， 同学们听到的往往是高分。
20世纪50年代， 大学生物系的教材全部采用苏联的大学课本。例如：马克西莫夫《植物生理学简明教程》、鲁宾《植物生理学》、茹科夫斯基《普通植物学教程》、纳乌莫夫《动物学教程》等。周先生后来回顾当时的感受说：“20多门课程， 近千万字的内容， 介绍的全是苏联和他国科学家的成就， 字里行间竟然找不到只言片语涉及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和贡献。心中开始产生疑问：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国一向以文明古国、发达的农业着称于世， 难道举世瞩目的传统农业就没有孕育出农业生物科学知识吗？这些疑问在当时的课堂上得不到答案， 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立志要探索这些问题……”就在周先生怀揣疑惑， 寻求答案时， 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我国着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所着的《泛胜之书今释》和《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从中看到了我国古代在植物学、农学上取得的成就， 并坚定了探究中国古代的植物生理知识之决心， 加深了对石先生的敬仰、向往之情。他向石教授寄去请教信件， 乐于提携后学的石教授回信勉励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自此， 开始了两位忘年交十几年的交往和友谊。1963年2月18日， 周先生夫妇乘火车专程登门拜访求教石先生， 并且报考了石先生的研究生。相见时， 石先生殷切勉励， 相谈甚欢， 并题赠《齐民要术选读本》。虽然考研成绩第一， 但因有人谗言其为“白专”典型而被卡下；石先生曾想把周先生调到身边工作， 然而， 此时他已没有决定权了。尽管未能成为石先生的直接学生和同事， 但在石先生的勉励下， 他翻古书， 找资料， 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古代有很多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方面的知识， 蕴藏在古代农艺技术当中。于是， 周先生心中有了明确的科研目标和方向， 先从着名古农书《齐民要术》入手发掘中国古代的植物生理学知识和成就。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 找到了一条专业知识、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等三结合的平衡点， 使周先生的科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能展开。而周先生的学术生命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 十几年的不断积累， 到1975年终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中国植物生理学史论文， 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好评。
“文化大革命”结束， 周先生有机会参加科技史学术活动。1977年12月， 他出席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第一次学术会议，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 他见到仰慕已久的梁家勉先生， 并共同承担《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中的“植物生态和生理知识的发展”的撰写工作。在两年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 梁老十分满意周先生的科研态度和学识， 有了想把这位潜心研究科技史的科研新星招揽到华农农史室来的考虑。1980年10月， 周先生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作《植物生态和生理知识发展》大会报告， 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 令人耳目一新的陈述内容， 引起了专家前辈的兴趣， 纷纷予以嘉勉。他被推荐并当选为首届学会理事。在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了胡道静、游修龄、杨直民、李长年、周尧、朱洪涛等学术前辈， 建立起深厚的学术友谊， 通讯交流中对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1984年1月， 周先生夫妇调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主持筹建生物系， 然而， 两年辛劳却因办系经费短缺而中途下马。失望之中， 收到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校长和梁家勉教授向他发来的热情邀请来华农工作的信函。1986年8月， 周先生正式调进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数月后担任室主任， 肩负起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重任。
2. 执掌华南农史
周先生执掌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不久， 就遇到中国科教界的“寒冬”岁月， 大批教师因经济原因 （收入脑体倒挂） 离开教研岗位， 创收无门的农史研究室也不例外， 加上退休、调走的， 到1991年研究人员只剩下周先生和彭世奖先生。尽管当时环境艰难， 学校下拨的农史研究室年办公经费只有数百元， 但在学校和梁家勉先生的支持下， 他顶着困难， 组织全室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使研究室度过最困难的日子， 并为后来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学科建设方面。1990年， 中国农史学会召开中青年优秀论文报告会， 邀请周先生为评委。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结识和熟悉后备农史人才的良机， 在会议期间， 悉心观察、了解、挑选， 并在卢永根校长和学校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历经周折， 克服困难， 从外省选调了倪根金、向安强， 接收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生魏露苓， 充实农史室研究队伍， 初步解决了人才断层问题；凝炼全室学科方向， 形成植物生理学史、农业历史文献学、岭南农业史、中国林业史、农业考古等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重视学术交流， 先后承办了中国农史学会第二次、自然科学史农史学科第三次学术讨论会 （1988年） , 组织了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二至六次学术研讨会 （1987~2002年） , 参与协办农业考古首届、第二届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1年、1997年） , 支持室里教师与日本大阪大学等合作开展近代华南社会与水利的田野调查， 邀请和接待了渡部武、唐立、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校长代表团等外国学者来室参观、访问和交流10多批， 促进了农史研究室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友谊。
在科学研究方面。周先生先后承担的研究项目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 “中国植物学史”, “中华名着要籍精诠”, “岭南花文化的源流及历史经验的启迪”, “现代生态农业”, “岭南花文化史研究”等。他早期集中精力开展中国古代植物生理学研究， 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 写出一系列专业性强的论文；同时立足广东， 开展广东农业史的研究。后期转向岭南花卉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 周先生出版论文、着作 （含合着） 70多篇 （部） , 是先生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其中在科技史权威刊物《自然科学史研究》就发表论文7篇， 这在农史界是不多见的。其成果先后荣获华南农业大学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9年） ,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年） , 两次获广东省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证书 （1990年、1993年）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颁发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十年优秀论文奖 （1992年） , 广东省高等教育厅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年） , 广东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1999年） 等。1992年周先生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在人才培养方面。周先生参与全国农史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培养4名硕士研究生， 其中3位晋升教授， 成为学科带头人或骨干， 一位成为正处级行政干部。代培广东省博物馆两位研究人员， 指导选修“中国农业科技史”课程的法国、埃及两位留学生。因育人成绩突出， 周先生被评为华南农大优秀研究生课程教师， 1998年获学校“王宽诚育才奖”.对来信求教外地青年教师或本校师生， 周先生都热情予以指导， 有问必答， 有信即回。如河南科技学院青年教师刘用生看到周先生发表的文章， 就写信索取论文并求教。周先生鼓励他开展植物嫁接改造学的探索， 相识20多年来二人往来通信及论文交流就多达60多封。在周先生帮助下， 刘用生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中国古代植物远缘嫁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重提达尔文遗传学说---泛生论》等论文， 成为河南省特聘教授。
在社会工作方面。周先生担任《广东省志·农业志》编委， 先后参与《广东省·农业志》《广州市·农业志》等编修工作， 审阅部分初稿；他还帮助广州芳村区地方志办开展广州及芳村花卉史研究， 多次前往考察， 提出建议， 并为《岭南第一花乡》 （花城出版社， 1993年） 撰写首篇《千年花事话芳村》专文；助力广东省博物馆二次专题陈列布展和南海陈启沅纪念馆建设， 为展品提供复制原件和布展内容提出建议；受聘为《中国农史》《中国科技史料》之编委， 担任《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副主编， 审阅文稿。
在党派工作方面。周先生1981年10月在西北师范大学加入九三学社；调入华农后， 在学校党委统战部的支持下， 于1996年重建九三学社华南农大支社， 出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任主任委员， 并兼任九三学社广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在他的领导下， 九三华农支社组织建设成绩突出， 短短几年， 由最初包括校外社员在内才十余人迅速发展到三十多人， 成为学校增速最快的民主党派组织。2001年被评为九三学社广东省直基层组织优秀社员。
三、长年深耕力作玉成
用现代科学， 特别是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来分析、阐释古代的农业科技成就， 是周先生农史和科技史研究的鲜明特色和专长。这样的文章接连出现在农史、科技史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归纳起来， 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古代农业典籍、中国植物生理学史等研究， 另有少量农业习俗等方面的文章。
1. 从古代农业科技中发现中国人的智慧
农业科学技术史， 是农史学科的核心， 属于科技史的“内史”.他对农业科学技术史领域的一些关键之处多有深入的探索。
嫁接是古代农业重要技艺之一， 近代以来多有学者研究。周先生《中国嫁接技艺的起源和演进》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 一文， 通过大量史料爬梳、分析和周先生本人的野外考察结果， 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中国嫁接技艺的起源途径有三：从自然接木现象的启示；扦插繁殖技术的发展；半寄生植物种间关系的启示， 而上述三种自然现象的启示诱导人们去联想、模仿和实践， 最后导致嫁接技艺的出现。其次， 利用从汉代到清代的农书和其他古籍凡30多种论述了中国嫁接技术的演进历程， 认定“中国嫁接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秦时代， 距今2300年以上”;论文还归纳、分析了近百种植物的嫁接， 有种内的也有种间的， 涉及植物25个科39个属。该篇论文分析透彻、精细， 涉及文献量大、科技含量多， 是关于嫁接技术起源和发展研究的精品和集大成者。1993年， 钱学森院士在致《植物生理学通讯》杂志的信中称“读到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农史教研室周肇基教授在江西省南昌市的农史研讨会上一篇讲嫁接的论文， 激发了我的兴趣”, 提出应创建“植物嫁接改造学”.葫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物之一， 我国先民很早就将它驯化成栽培植物。《中国古代种大葫芦法的成就及指导思想》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在总结“葫芦的济世之功”之后， 利用自汉代起的各朝代的农书及其他文献， 全面考证了种大葫芦法的演进历史和栽培成就。找出了不同农书之间的引用关系， 还原了种大葫芦的方法， 即粪肥、留种、下种、灌溉、搭架、嫁接之法， 论证了其可行性及包含的科学道理。最后， 概括了“种大葫芦法的指导思想”, 包括“受从有限中求无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的传统”“精益求精的务实态度”.论文研究种大葫芦法从科学、技术到经济、文化， 是迄今为止对种大葫芦法研究最广泛、最系统的论文。
《中国古代“嫁枣”法起源传承关系及技术演进》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首先考证了“嫁枣法的起源及其传承关系”, 指出嫁枣法源于古人打枣的经历， 最早记载始于北魏《齐民要术》， 到清末的1400多年间， 至少有23部农书记录了这项技术的民间应用演变的历程。其次， 梳理了“嫁枣及其类似技术的演进和发展”, 再现类似操作从枣树扩展到桃、李、柿子等多种果木；操作时间从正月、腊月扩展到五月、夏至；操作方法从敲击树枝树干增加到放石头、刀划、刀剥小圈树皮等的历史。最后， 将意大利学者马尔比节于1679年通过做“环割试验”人类初次揭开其原理， 与我国古代的这一园艺技术加以比较， 指出中国古农书中记载的这一方法符合植物生理学原理， 应用却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将过去未有人专门研究过的一项古老农业技术的起源、发展和科学原理复原并分析透彻。
《中国传统瓶花技艺》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中国古代瓶花的保鲜技术和花朵的瓶插艺术为当时的世界一流， 然而， 过去少有人深入研究。他利用多种文献， 进行了深入系统而又细致的研究。不仅展示了“中国瓶花技艺概况”, 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供佛用莲花、隋唐时期长安的“斗花”、宋代的“花会”, 以及明清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对“传统瓶花技术及其植物学原理”做了深度和专业性分析， 包括切花采摘的时间和方法、切花保鲜、瓶花的滋养、瓶器与水质的选择、瓶花之忌、催花法等。这是中国古代瓶花技术研究的一个重大推进， 也是研究得最精细的文章。故一发表就受到着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的关注， 并于1988年11月21日主动来信交流， 认为读后“深受启示和鼓舞”, 希望“这方面的其他着作亦恳请示知， 以便学习”.
《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缺点》 （《现代生态农业》，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 是周先生为农业部路明副部长主编的《现代生态农业》一书撰写的第二章。论文参考中外学者的观点， 全面梳理传统农业思想、古代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 着重探讨了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三大内容， 同时深刻反省中国传统农业的种种缺点和不足。文章高屋建瓴， 深得路明主编赞赏。
重视岭南农艺的研究是周先生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又一特色。中国是世界上栽培蕉类的古老国家之一， 广东是其主产地。《从“广人重蕉”看广东历史上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利用从汉代到民国的多种文献， 探讨了广东人对蕉类的开发利用。文章首先介绍蕉家族中芭蕉、香蕉和蕉麻的前世今身。着重从蕉麻利用的历史证明古代广东麻纺技术“出类拔萃”.文章还归纳了广东历史上蕉的8种经济用途， 即果可食， 根可菜， 叶入药， 纤维可衣， 蕉心可菹， 甘露可食， 残渣为肥， 蕉叶猪饲， 以说明“浑身是宝”.最后探讨了粤地香蕉的栽培技术：“轮种间作”、“断蕾益果”和“厚培塘泥”.是一篇从技术史角度对广东蕉类资源开发利用史研究全面和深入的论文。
《花城广州及芳村花卉业的历史考察》 （《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3期） 是研究地方农业史的又一佳作。周先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认真爬梳、解析， 全面地论述了全国独享“花城”之誉的广州花卉业的源流、特色和地位， 指出温暖的气候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粤人爱花的历史习俗， 这些综合因素使广州成为花城。其次重点探讨了广州芳村花卉基地的历史与现状， 考证芳村的素馨种植历史和与岭南盆景起源的关系。是当时对广州花卉业研究分量最重的一篇论文。
《一项源于岭南流传颇广的果实采收技术》 （《农业历史论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 对岭南某些高大乔木果实的特殊采集方法演进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探讨， 指出橄榄的特殊采集法有树干 （身） 纳盐法、竹木钉干法、剥皮涂姜 （汁） 法和竹篾箍树法， 这些方法首见于汉代， 源于岭南， 绵延相继， 流传全国。而银杏、皂荚的特殊采集法主要是竹篾箍树法， 始见于宋代。并分别对这几种高大乔木果实特殊采集法的源流与传承关系用示意图表示， 使人们对其传承关系一目了然。而用示意图表示古代农业技术的源流也成为周先生的“习惯动作”和特色。
此外， 周先生还发表了不少短小、精悍的农业科技史论文， 如《我国传统的种子处理》 （《植物杂志》1982年第3期） 、《果实贮藏简史》 （《植物杂志》1981年第5期） 、《荔枝保鲜贮藏古今谈》 （《植物杂志》1994年第6期） 、《中国农民种艺的窍门》 （《植物杂志》2001年第3期） 等。这些论文篇幅不长， 但文笔流畅， 重点突出， 专业性强， 分析透彻， 显示了深厚的植物学知识背景。如《我国传统的种子处理》讲述了从《周礼》开始的中国传统的种子贮藏和播种前的种子处理方法， 主要有“粪种”和“溲种法”、晒种和浸种法、沙藏法和机械摩擦处理法， 并论述其中的科学性。《荔枝保鲜贮藏古今谈》在分析荔枝极不耐贮藏的机理基础上， 归纳出了“蜜渍封坛沉井法、活竹窍藏法、蜡封蜜渍法和带叶封坛沉井法”等四种古代荔枝保鲜方法， 并分析了保鲜的原理， 指出其保鲜方法与现代气调等方法如出一辙。《从汉字、农谚、农俗、米食看中华稻文化源远流长》则通过收集大量与稻米相关的汉字、农谚、农俗、米食来展现中国源远流长且丰富多彩的稻文化， 此文为加拿大皇家博物馆全文翻译收录。
周先生考察和还原中国古代的农业技术， 工作做得精细、系统， 堪称“精耕细作”.
2. 发掘和阐述中国古代农业典籍
中国古农书是中国科技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历史文献研究是中国农史研究的基础和重要部分。20世纪80年代起， 周教授承担了古农书部分词条的撰写工作以及生物史、植物史和植物生理史的研究， 对不少古农书作过深入挖掘， 故其学术成果中， 亦有许多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的。
《〈救荒本草〉的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 （《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救荒本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五子朱橚撰写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救荒植物专着， 学界过去做过不少研究工作。周先生从新的角度分别对《救荒本草》的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进行了非常到位的探讨。指出其通俗性主要体现在深入浅出， 利用对比法来表述植物， 图文并茂， 难字注音。而其实用性不仅体现在准确地区分救荒植物的食用部位， 而且体现在对一些有毒成分含量较多的植物采用蒸煮、浸淘、漂洗和加土同煮等处理方法介绍上， 所记利用方法操作性强。最后归纳《救荒本草》科学性为“重视花器官在分类上的作用”, “植物学术语丰富”, “重视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和“懂得地理环境影响植物产量和品质”等。认为：许多发现都具备近代植物学的原理， “是当时世界上优秀植物学着作之一”.所言多发前人所未发者。
《缸荷谱》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观赏荷花专着， 书中记录了许多宝贵品种、栽培技术和生物学知识。《〈缸荷谱〉研究》 （《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则是迄今国内唯一一篇有关《缸荷谱》的研究专文。在“缸荷的品种分类”节中探讨了其分类的特点， 以及不同品种的“艺法”和“喜忌”.认为《缸荷谱》对花、茎、叶细致的描述记载， “实可作为辨别缸荷品种的依据”.而在“艺法六条之生态生理”节中则提出荷栽培管理技术中“富含植物生态生理学原理”, 即：“喜光好温的生态生理”, “择种生理”, “营养生理”, “整枝生理”, “水分生理”和“开花生理”.文章特别强调了书中“小种皆子出”这句话的意义：发现了观赏荷花的形成， 也就是通过传粉和形成种子， 发生了变异和基因重组而产生出形态各异的“缸荷”.另《对〈缸荷谱〉一文的补充》 （《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 通过史料比对， 提出了“山东和江浙一带水乡是我国缸荷栽培的主要起源地和主要栽培区”的新观点。
《花镜》在历史上不仅版本多， 研究者也众。早期， 以酆裕洹为代表的学者多是从农业技术角度展开研究。《中国古典园艺植物学名着〈花镜〉新探》 （《古今农业》1990年第3期） 在继承基础上又有了新突破： （1） 为《花镜》在中国农业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定位， 认为“它的问世意味着中国观赏园艺植物学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从农业的大范畴中分化出来了， 标志着中国观赏园艺学的诞生”; （2） 认为《花镜》详圃略农、重实践、不循旧、取新论。虽然《花镜》作者查阅了前人的100多种着作， 但又不单纯摘抄前人文献， 而是把前人的与自己的及群众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起来研究， 博采众长， 超越前人； （3） 从植物学角度探讨了“《花镜》的农业植物学成就”, 包括观赏植物的实用分类法、遗传性及其原因、原产地寒热各顺其性、植物的变异性及其理论、“嫁接机理、施用微量元素肥料、观赏植物的园林配置”等。论文从园艺学、植物生理学、艺术设计等多学科、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是一篇在《花镜》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品。
《〈本草纲目〉的药用植物栽培学成就》 （《古今农业》1992年第3期） .《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本草学的总结性着作， 近代以来， 研究成果众多， 但研究主要从医药学或版本学入手的， 研究角度和注意力都放在医药学上。周肇基教授从农业科技角度入手， 专门探索其中的药用植物栽培学成就， 选择角度独特。论文归纳出的药用植物栽培技术有：依据植物特性选择适宜土壤， 肥瘠干湿都要顾及；精耕细作的田园化栽培；多种多样的繁殖方式；特殊的栽培技术；种子的采收与贮藏等。文章强调了许多远比种粮、种菜、种花果复杂得多的注意事项， 如：七月采子， 十月采根；道地药材质量高；“入药野生者为胜， 若供馔则家种者良”.这些， 都很符合药用植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指出《本草纲目》还记录了很多外来的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及其栽培方法。
《历代荔枝专着中的植物学、生态学、生理学成就》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荔枝是岭南佳果， 文人雅士们为这种受欢迎的果子写了诸多专谱， 数量居中国古代的果类专着之首。周先生将现存荔枝专着集中研究， 用现代化生物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解释。论文共分四个部分：其一， “荔枝的名称、性状和栽培史”;其二， “中国古代荔枝专着评介”;其三， “历代荔枝专着的植物学、生态学”;其四， “贮藏及保鲜生理”.其中， 最重要、最具创新与特色的内容集中在第三部分， 包括品种、特征的记述；生态、生理特性， 如水、光、温度、营养要求等；开花结实的生态生理， 特别强调了荔枝雌雄异花而且开花时间不同；无性繁殖技术及原理， 详细分析了“高枝压条”和劈接技术。在关于中国古代荔枝专着和荔枝栽培史的研究成果中， 该文是最为系统、细致的， 而且利用生物学原理阐述分析恰如其分。1993年， 日本着名农史学家渡部武教授将其全文译成日文， 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报》刊出。
动植物谱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植物志， 含有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和园林技艺。兰谱在中国植物谱录中， 数量上名列第二， 仅次于菊谱的数量， 是重要的中国传统园艺着作。与魏露苓合作的《中国古代兰谱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从植物学、生理学、栽培学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兰谱作系统的分析研究， 论文首先叙述了中国兰谱的概况， 从现存第一部兰谱《金漳兰谱》到清末的同类着作， 介绍了兰谱的体例、风格、内容， 还有地理分布。其次探讨了历代兰谱的植物学知识， 分析兰花命名、分类的历程， 指出古人对兰花的器官形态、生理及生长代谢规律有较深的认识， 还注意到了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再次， 阐述了兰谱的栽培生理学成就， 包括分栽、选土、施肥、光照与水分、兰花的防寒与防虫。在中国兰谱研究史上， 此文无疑属于全面系统研究了中国兰谱特点、科学技术成就的开山之作。
周先生研究古代农业典籍， 往往把同类植物如荔枝、兰花等的专书搜集到一起， 进行全方位的剖析， 找出其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或者， 他选定一部书， 进行系统而又细致的分析， 理出其科学性。工作是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 观察研究细致入微。
3.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中探尽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是西方人创建的一个学科。虽然在该学科创立的时候， 中国人没有在当初植物生理学的创建上作出理论或实验方面的贡献， 但是， 在中国古老的传统农业技术中， 蕴藏着许多植物生理学知识。可以说， 先民在发明或创新农业技术的时候， 注意了让这些技术符合植物生理学中的原理。在农史研究中， 将这些农业技术背后的植物生理学知识找出来， 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植物生理学史研究， 需要既懂古文献， 有一定国学功底， 又有能力用现代的植物生理学理论和原理来诠释中国传统技术的科学性。在中国农史界， 在植物生理学方面具有坚实基础的， 为首的要数农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的石声汉教授。由于“文化大革命”, 老人家壮志未酬。但石声汉先生这方面的工作和宏愿， 由周教授继承和实现。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植物生理学的贡献》 （《植物学报》1976年第4期、1977年第1期连载） 是周先生在国家植物学权威刊物发表的首篇连载长文， 是其代表作之一。论文通过对《齐民要求》有关植物生理学知识史料的爬梳， 从水分生理、矿质营养、植物体内的物质运输、种子处理、种子生活力的快速鉴定、春化作用、生长发育、性别生理、农产品贮藏等九个方面分析， 重点探讨了隋朝之前我国在植物生理学方面积累的知识， 同时与西方早期植物生理学发展的历史记载作比较， 彰显中国古人在植物生理学领域也有非凡贡献， 不容小觑。
《中国古代的植物生理学知识》 （刊《科学史文集·生物学史专集》，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0年） 是周先生在中国古代植物生理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在这篇论文中虽然论述的中国古代植物生理学知识领域只有水分生理、矿质营养、阳光与植物的关系、农产品贮藏、植物体内的物质运输、种子生理、植物的生长发育等七个方面， 但在史料利用方面则从隋朝之前推进到明清， 真正描述了整个古代史时段的中国植物生理学知识和成就；另一方面论述的“阳光与植物的关系”是前文所未论及的， “种子生理”方面也大大超出前文“种子处理”阐述的范围。
《从罃利杀、嫁枣到环割扭梢》 （《植物杂志》1980年第2期） .此文写成较早， 正式发表于1980年。周先生率先感悟到先民在杀树开田、为提高枣和其他果树产量而采取的破坏果树的部分韧皮部等操作中所包含的植物生理学知识。也就是说， 这些方法表明了古人从实践中已经创造了控制有机物在植物体内的运输方式。这是学术界对古农书中植物营养输送方面知识的最早的探索。
农植物离不开水和营养元素， 故农业生产中肥、水十分重要。《我国古代植物生理学知识新探》 （《中国农业科学》1982年第5期） 通过对古农书的认真研读， 认为“在我国丰富的农学遗产中蕴藏着许多宝贵的植物生理学知识”, 具体体现在我们祖先在植物的水分临界期， 雪水对植物的影响， 铁、硫、钙的生理作用， 植物营养的看苗诊断法， 植物生长物质和控制开花方法等方面， 都有不少科学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如古农书所载“稻秀雨浇”“伏里无雨， 谷里无米”, 反映先民在植物的水分临界期上已认识到分蘖末到抽穗、灌浆到乳熟期， 若降雨则丰收在望， 否则受旱， 则减产难逃。其次施用人畜粪尿有机肥料时已懂得通过看苗诊断法来确定， 认识到超量施肥， 就会“过肥谷秕”;还知晓施用钟乳粉、生铁屑、硫磺等， 有针对性地解决植物因缺钙、铁、硫而出现的异常形态。这是人类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先声。这是对农植物生理学史中的水和营养元素研究的最早文章之一， 1984年获西北师范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光合作用是绿色开花植物最重要的生命活动， 中国古人对此有过许多正确的认识。《古籍里的植物与光知识》 （《植物杂志》1984年第3期） 将散见于各种古籍中涉及植物与光的知识汇集起来加以分析， 从中找出古人认识植物与光的关系的智慧。如：择地要相其阴阳， “南亩”为好地。“阳木生山南， 阴木生山北”“花之喜阳者， 引东旭而纳西晖；花之喜阴者， 植北囿而领南薰”“移树莫失其阴阳之性”, 嫁接要取向阳枝条上的接穗。这些认识， 都是先民在生产实践中摸索、领悟出来的。周先生从古籍中抽丝剥茧、披沙淘金， 找出并分析其中内核机理， 这是非常巧妙的发现。
农业是受大自然制约的产业， 旱、涝、寒、盐碱、病虫、环境污染等因素， 都会严重影响作物收成， 甚至绝产。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中， 有许多是针对各种灾害的， 充满了植物抗性生理知识。周先生早在“文化大革命”下乡劳动时就注意并研究这个问题， 到1980年后， 写出《我国古代的植物抗性生理知识》 （《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论文从四个方面作了探讨。其一， “抗旱性和抗涝性”, 挖掘了中国古代通过整地、种子处理等多种方式抗旱防涝的技术。指出农民“寸麦不怕尺水， 尺麦只怕寸水”之说， 反映古人已掌握了小麦在不同生长阶段的抗涝能力的变化。其二， “抗寒性”, 分析了古人天热时浇稻田和天冷时浇稻田的不同做法、温泉灌溉、果园和苗圃的防冻措施、施磷肥和钾肥来增强抗寒性等记载。提出“公元6世纪时， 我国已有了关于植物抗寒性的概念”, 并提出了环境锻炼可以提高植物抗寒性的“习以形成”之说。其三， “抗盐碱”, 讨论了古人洗盐法、种绿肥、砂田压碱等方法。其四， “抗病虫和抗污染”, 探讨了利用古人的艾草贮藏种子法、“热进仓”窖麦法、植物油拌种法和将抗虫植物种入农田法。此外， 还发掘出有关不同植物的抗污染能力差距的认识。这篇文章是业内首次系统研究我国古代的植物抗性生理知识， 至今无出其右者。
《我国古代种子生理学的成就》 （《植物生理学通讯》1985年第4期）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种子生活力快速鉴定方面， 指出古人用微火煮韭菜子来鉴定发芽力的方法很有特色；种子贮藏生理方面， 强调古人关于种子的安全贮藏、药物处理和热进仓、地下贮粮等技术， 简单易行， 效果佳良， 是相当科学的；种子处理技术方面， 将古人种子处理技术归纳为物理处理法和化学处理法两种， 认为我国的种子处理， “至少自战国时期即已开始”.并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对种子处理技术原理作了科学解读。这是学界对我国古代种子生理学的最早的探索。
中国古代留下了数目可观的农书。书里不仅记录了精湛的传统农业技术， 而且，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植物生理学知识。《古农书与植物生理学》 （《农业考古》1990年第3期） 从水分生理、矿质营养生理、植物体内的物质运输、农产品的贮藏生理和春化处理法等五个方面进行发掘， 全面、深入、系统地爬梳和剖析了中国古农书中所记的各种农业技术中所蕴含的植物生理学知识， 包括植物的水分临界期、矿物质对植物的重要性、营养缺乏与过剩的危害、植物体内的营养物质运输、种子的代谢与休眠、种子的低温处理与春化等认识与实践。此文是同类文章中最早的， 也是分析最到位的。
植物体内的物质运输， 是植物生理学研究的重点。意大利生物学家马尔比节专门做过实验， 揭开了机理。《中国古代对植物物质运输的认识和控制》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通过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分析， 发现了中国先民对植物物质运输的控制。指出早在一千年前， 我们先人就已经从长期的农业实践中， 发现了植物物质运输的动态变化， 如宋代《分门琐碎录》记载先民已总结出竹子在四季中物质运输中心的动态变化是“竹之滋泽， 春发于枝叶， 夏藏于干， 冬归于根”, 与实际情况相符。并创造了对植物体内物质运输调节和控制的方法， 如“嫁枣”法、纵伤技术、环割扭梢法， 解决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论文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对古人控制植物体物质运输的认识与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此外， 1975年周先生发表《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植物生理学的贡献》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承担了《中国古代生物学史》 （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第十一章《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发展》的撰写， 《中国植物学史》 （科学出版社， 1994年） ） 第二章《古代植物知识的积累》和第四章《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高峰》两章的撰写。在《植物》杂志发表《隆冬时节话休眠》 （1981年第6期） 等多篇论文；在《大自然》发表《动物激素在农业上的应用》 （1981年第3期） , 在《生物学通报》发表《植物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相关性》 （1982年第4期） .
周先生的中国古代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 大多具有原创性的或在前人的基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达到了业内高水平。这些论文也为力作《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里程碑之作《中国植物生理学史》
20世纪50年代， 中国高校的生物学教材都是译自苏联的大学教科书， 只谈苏联农业生物学成就。正在读大学的周先生就觉得这种状况与中华文明古国、中国一向以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着称于世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人在农业生物学史和植物生理学史上果真是一片空白吗？周先生从上学到教学， 从大学实验室到下放劳动时的田间，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并且一有机会就查资料、作访谈和实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 他陆续发表了许多农史、植物史研究论文， 不少表现出高水平。尤其是植物生理学史方面的论文， 更是具有开创性。在发表论文的时候， 周先生已经在构思他的专着《中国植物生理学史》了。他的行动与农史界的观点一致， 《农业出版社简讯》1981年第11期评论：“用现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古农书的专着， 如甘肃师大周肇基同志的《植物生态和生理知识的发展》这样的论文， 就是整理古农书的新途径。这样的文章可以考虑经过加工出版专书。”
为了撰写好这本专着， 他放弃节假日和周末休息， 夜以继日地翻旧书， 心无旁骛析农法。为了一条材料的准确性， 他找来不同版本核对， 广东找不到， 就四处发函， 求助于以前的同学、同事或学生。为了给书配上高质量的插图， 他将求助信寄到了产地“县太爷”.该书初稿完成时共20万字。他不满足， 不断补充、扩展， 将最新研究成果增加进去。定稿时达到了40万字。在撰写过程中， 着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多次来信鼓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从各单位推荐上来的数十部书稿中选定了这一部， 并作为重点图书出版。1998年12月， 《中国植物生理学史》终于问世了， 周先生年轻时立下的夙愿实现了。
《中国植物生理学史》内容包括上起原始社会， 下至清末， 历述中国人对植物生理知识的认识和实践方面的成就。参考和引用历史文献、古农书、考古研究报告、农史书刊论文达900多部 （篇） 之多， 并配有精美插图数十幅。由于周先生具备坚实的植物生理学、农学知识基础， 加之良好的文史知识素养， 他在研究中善于运用现代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农学知识去分析、阐释古文献中蕴藏的植物生理学机理， 精雕细琢而成。人们通常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锲而不舍的精神。可周先生从发表第一篇植物生理学史论文， 到专着《中国植物生理学史》问世， 足足用了22年的时间！
关于《中国植物生理学史》一书，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老校长卢永根教授评价说：“把我国古代丰富的农业实践同现代植物生理学理论相结合， 这是整理我国农业遗产的最新的成功尝试， 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国际生物监测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余叔文研究员在序言中称此书的撰着“是要用实验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整理研究古农书……是一个尝试性的创举”.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郭俊彦研究员认为：“该书从我国历代丰富的古农书资料中系统地总结， 肯定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学术意义上是属国际水平的。”农业部路明副部长称它是“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科技史着作”.着名农史学家、浙江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主任游修龄教授则在序中赞曰：“《中国植物生理学史》的出版则是继《中国生物学史》之后， 把整理研究工作推进到植物生理学领域的第一本专着……填补了中国生物学史分支的一个空白……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着中所未曾系统而完整地提及的”.中国科技史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文华研究员认为它“是我国农史界近年来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开创性的力作”, “视野开阔， 资料丰富， 内容翔实， 填补空白，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农史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室主任叶依能教授评价说：“《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在这个领域的专着， 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个方面的空白”.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瑞江先生为该书专门撰文《从“独上高楼”到“回头暮见”》 （《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 称“《中国植物生理学史》的出版， 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形成”.认为“《中国植物生理学史》在选题上， 相对于‘中国农业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 外延缩小、内涵深化。对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推进、超越， 难能可贵。该书特色突出、质量上乘、功力深厚， 对相关研究大胆推进， 对大家熟知的材料给予新的解说， 实际观测与古籍资料相结合， 求得真知灼见”.《中国植物生理学史》1998年12月作为重点图书出版后， 次年即获中国大学出版社中南地区一等优秀学术着作奖， 1999年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被国家教育部大学统编教材《植物生理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 其中第七章还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学者全文翻译， 编进《世界植物生化他感全史》一书中。
周先生在农史和植物生理学史领域的研究， 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即：新、专、精、透、巧、全、优、高。“新”---选题创新， 结论新颖；“专”---领域独特， 专业性强；“精”---材料精选， 文章精致；“透”---分析到位， 说理透彻；“巧”---切入点巧；“全”---广征博引， 文献丰富；“优”---功力深厚， 质量上乘；“高”---高屋建瓴， 超越前人。在中国古代植物生理学史研究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即中国古代植物生理学史研究的“青藏高原”.
四、退而不休妙笔生花
2001年周先生荣退， 但仍关心研究室的工作， 参与农史研究生答辩工作， 帮助讲授博、硕研究生课程；还应邀给华农附小、幼儿园小朋友作以“保护大自然”为主题的讲座， 关爱下一代成长。
在学术上笔耕不止， 只是关注领域有所调整， 主要转入岭南本土或外来花卉历史、栽培与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先生热爱大自然， 热爱花木， 勤于观察， 敏于发现， 常常于细微之处发现花朵的变异现象。如1988年他发现农史研究室池塘里的睡莲出现并蒂花奇观， 写下《罕见的并蒂红花睡莲》和《并蒂莲小史》， 在1989年第1期《植物杂志》发表。退休后， 周先生有更多的时间， 花丛徜徉。他背着二儿子给他买的相机走遍广州的各大学校园、植物园、花卉基地等。以专业的眼光仔细观察， 记录下它们的特点和变化。十几年来， 他积累的花卉照片就有18000余张， 反映花朵变异的照片200多张， 涉及10多个科属的植物。退休至今， 已发表花卉文章120多篇。其中在《花木盆景 （花卉园艺） 》刊物上发表《南国花木多芳菲》《满室生辉蔓绿绒》《蜀葵花开一丈红》《朱槿历史源流长》《兰花中的舞蹈家---文心兰》等63篇；在《羊城晚报》发表《并蒂红花马蹄莲》《宛若宫灯圣钟花》《水仙并蒂现羊城》《变异红花羊蹄甲》等43篇；在《植物》《花鸟世界报》《仙湖》《花卉》《老人报》《广东九三》《耕读》等报刊上也各有多篇， 如《绯红娟秀珊瑚藤》《龟背竹的花与果》《红若火球网球花》《佳花良药话鸢尾》《朱顶红的历史、文化与研发》等。周先生是个儒雅的人， 有文人情调， 有着扎实的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知识和农史功底， 这使他观察和欣赏花卉时， 就不是纯文人的眼光， 而是想到里面的科学知识和历史风貌。写出的文章， 诗一样的题目， 严谨的文风， 优美的语句， 既唯美又科学， 追根溯源， 实在是“妙笔生花”.吸引着专业的、非专业的、年长的和年轻的读者群，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 文章一出来就被人下载， 并有多人来函咨询、索要种子。其中周先生关于花朵变异问题的研究， 更受到花卉界重视， 2012年第12期《花木盆景 （花卉园艺） 》刊发了记者王蔚的专访《花朵频繁变异的信号---对话知名花卉学者周肇基》， 周先生指出：“现代园林生产， 为了快速繁育， 应节催出时花和新奇反季节花卉， 追求高经济效益， 大规模应用组培技术， 不惜滥用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 致使本是无性繁殖、遗传性状稳定的植物受害频现变异之花。”同时也与环境污染有关， “木本植物的变异花， 还与灰霾天气、交通要道旁汽车尾气聚集、高压电线压顶、电磁污染严重、白炽路灯彻夜不熄强光刺激有关”.因此， 他呼吁， 花朵突变频现“是植物遭受灾难发出的呼救信号， 被迫发出的吼声。切莫以为花朵突变频现是猎奇的谈资和太平盛世吉兆。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应用得当， 事半功倍；然而无节制的滥用成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先生对自然的深爱、浓厚的环保意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
在行走花木世界的同时， 周先生还不时应邀为同行、后学的着作撰序。如2001年为孙声如着《农业从历史走向未来》一书作序， 2003年为张履鹏着《农经史论集》一书作序， 2004年为古开弼着《绿色情结-中国林业民俗文化初探》一书作序， 2009年为梁家勉着、倪根金编注的《春晓初霁室诗集》一书作序， 2010年为赵艳萍着《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一书作序。
周先生还是个念旧的人， 不忘感恩， 满怀深情写了多篇颂扬师长和朋友的纪念文。在退休前， 他写了《栽得桃李满园春---怀念着名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教授》 （与韦璧瑜合作， 《植物杂志》1985年第3期） , 《可敬可亲的周尧教授》 （《昆虫分类学报》1989年专刊） , 《缅怀尊敬的梁家勉先生二三事》 （《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石声汉教授的品德、学风和学术成就》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石声汉先生诞辰85周年纪念专集， 1992） 《着名科技史家胡道静教授》 （《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1期） .退休后， 他写得更多， 《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记中国着名农史学家梁家勉教授》 （《古今农业论丛》，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3年） , 《纪念自学成材的农史学者徐云峰先生》 （《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 《缅怀良师益友敬爱的余叔文先生》 （《永恒的怀念》，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2004年） , 《钱学森给我写了98封信》 （《羊城晚报》2009年12月3日） , 《钱学森长期关注我校植物学史及农史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校报》2009年12月16日） , 《我所崇敬的钱学森院士》 （《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年） , 《言传身教是我师---走近钱学森润心细无声》 （《钱学森研究》第一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等， 其中以缅怀钱学森院士、梁家勉先生的文章为多。
退休后， 周先生因关心学校建设， 关心下一代成长， 学术上继续笔耕， 三次被评为学校“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校报也刊发介绍其事迹的报道。
2017年5月6日， 农史研究所师生欢聚一堂， 未能参加的外地的毕业生也发来贺信贺词或祝福视频， 庆祝周肇基教授八十寿辰。校长陈晓阳教授亲笔题词“八秩华诞扬书香春风， 七尺讲台沐桃李天下”;前任校长骆世明教授也写来长文祝贺， 称赞周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原校党委副书记胡浩民亲笔题词“八十寿诞， 松鹤气度， 传道授业， 美满人生”;在加拿大的刘用生教授发来七千多字的贺信， 回顾周先生对他从事嫁接和达尔文遗传理论研究的启迪和教诲， 说“他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启蒙老师”;中国农业博物馆徐旺生研究员赋诗一首概述周先生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立身天地写春秋， 八十光阴众咏讴。陇北青春培壮志， 岭南教席树师旒。宏文兰谱搜佚出， 巨着植生科史雠。桃李东风溪布久， 钱公大札美名留”.座谈会上， 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一束束鲜花献给周先生， 一声声祝福响彻会场， 与会师生争相发言， 动情讲述周先生的关怀和教导。大家齐声祝贺周先生寿而康， 继续关怀、指导我们的农史事业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