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生产力决定因素探析

　　摘要：本文主题是探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外投资与本国生产力之间的影响。选取了上海与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实证结果发现，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本国生产力，和劳动资本比、员工教育程度、营运成本、产业内部竞争程度、市占率有正向关系影响；和公司规模、国家持股程度有负向关系影响。表示公司应积极推动企业规模精简、提高员工教育程度，扩大营运成本与资本投入，提升产业内的市场占有率来影响本国生产力；而政府应该提供产业内良好的竞争环境，并且致力改善国有企业生产力效率低下问题。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生产力
　　
　　研究动机和对象
　　
　　提到生产力，过去的研究多着重于探究生产力与产品出口和技术外溢的议题，较少关心向外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如何影响母国的劳动生产力。
　　
　　受限于不均的资源分配，国内公司也许会在其他发展较好的国家寻找优质资源。人们会开始关心如何让世界上的资源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使得生产力得到正向提升。对于国内公司而言，在国内营运一段时间之后，公司也许会希望在国外的投资可以促进公司生产力。此外，当公司在海外设置营运据点或是并购一家外国公司，和同样投资额度在另一间国内公司相比，研究发现，当转变为跨国企业之后，获得外国市场的知识能让公司有更多比例绩效提升的回馈。虽有如此讨论，对国内公司而言，走向海外是否成为一种机制，能让国内生产力有效提升还有待商榷。对外直接投资之于母国生产力的影响效果在实证研究上仍旧缺少。
　　
　　区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不论是母国或地主国，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本身独特的特性，并且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表现。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公司不同国家投资限制中，扮演了驱动生产力绩效提升的重要角色。有许多研究者探究了发达国家的向外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力的关系，其结果大多为显着正向，而较少看到新兴经济体公司走向世界，开始将资金用于对外投资与国内生产力的关系相关等文献。从这点来看，我们认为，以新兴经济体公司的对外投资相关影响为研究目标有其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公司结构数据可以直接看出公司的对外投资绩效，我们可以容易地从数据结构上看出公司的独特能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政府重视成长带来的益处，而公司层级的数据易于看出不同个别因素对于生产力的影响，在政策制定上，能有更佳的效果。而以往的研究针对于新兴经济体公司的相关议题，也大多采用公司层级的资料作为研究来源。我们期望延续这一方面的研究趋势。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中国海外投资指数（2013）》，向外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至今，其中驱动海外扩张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因为国有企业对于资源的需求，可藉由政府的力量向外伸出，其主要投资地点以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为多。但有愈来愈多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向全球连结，其动机不外乎是进入新市场、获取新品牌与新技术。
　　
　　总结来说，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最佳范例，也由于对外投资政策的推广，使得经济得以快速成长。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让许多国内公司积极跨足海外，跻身成为全球百强企业，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有示范的效果。中国公司在获得政府的支持后，让公司获得竞争优势能，已和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相抗衡。期望能从这一研究对象，找到支持我们发展假说的蛛丝马迹。
　　
　　理论架构与假说发展
　　
　　在资源基础论、公司竞争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形成如下假说：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公司的生产力有一定的影响。
　　
　　H1a: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海外投资额有显着正向关系。
　　
　　H1b、H1c、H1d: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海外投资额会受投资地区的差异影响而有显着关系。
　　
　　H1e: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海外投资额会受产业特性的差异影响而有显着关系。
　　
　　提到资源基础论，许多学者将人力资源视为公司的特殊资源。而公司的员工素质越高，其对于生产力的贡献也就越高。Black与Lynch （1996）研究人力资源与生产力的关系时，采用员工的教育程度作为指标，我们可期望员工教育程度和生产力有正向关系。此外，能使资源有效利用，成本降低，此种能量也可视为公司的独特能力，而生产力作为效率的指针，其公司的营运成本越低可视为越有效率。根据以上讨论开列下列假说：
　　
　　H2a: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母国员工教育程度有显着正向关系。
　　
　　H2b: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营运成本有显着负向关系。
　　
　　中国与世界在1970年代重新接轨之后，对于中国公司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国内公司要和外国公司竞争，而公司也有更多机会走向海外获取更多资源以利生产力的提升，在产业结构上有显着的变化。学者也指出，产业中竞争程度的增加对于提升个别公司生产力有显着效果。而市占率更是看出个别公司在产业中的地位，若公司在母国市占率高，也意味着更有能量向海外发展，藉此提升更多的生产力成长。根据以上讨论开列下列假说：
　　
　　H3a: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母国产业公司数量有显着正向关系。
　　
　　H3b: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母国市占率有显着正向关系。
　　
　　制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家政策与生产力之间的影响。很少有像中国政府这般对于经济制度强而有力地规划未来发展。每五年就会推出国家发展计划，以支持国内产业的推动改革，公司会受到政府的支持而更有能力去获取发展所用的资源。除此之外，国有企业作为政府介入产业发展的代表，公司的国有股份越多，也被认为国家对于此公司的控制力越强，也能够整合产业中的资源用以提升生产力。改革开放后，外资走向中国，外国也开始影响本土企业生产力，对于国内公司的技术改革、创新发展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根据以上讨论开列下列假说：
　　
　　H4a: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政府支持之产业发展政策有显着正向关系。
　　
　　H4b: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政府持有股份有显着正向关系。
　　
　　H4c:中国对外投资公司之母国生产力与外资持有股份有显着正向关系。
　　
　　资料与研究方法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台湾经济新报》中1999年至2010年11年中在深圳与上海交易所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数据是此次研究的数据源。碍于财报揭露上的不完整，我们也从《中国证券报》补登缺失的数值。
　　
　　我们搜集了237家在深圳与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年度报表。表1简述了本研究的样本其叙述统计数值。期间经剃除不完整数据后，筛选得1163个观察值，平均每位员工可运用资本为1306.706235人民币，平均公司年龄为25.46982759年，平均公司年总销售额为10943323.43千人民币，而平均每位公司雇有8282.91819位员工，则平均每位员工贡献之销售额为1902.63562千人民币。从投资点来看，中国公司以投资新兴经济体国家为多（42.506%）。
　　
　　在变量衡量方面，我们想要探讨的反应变量为生产力（LP），在此我们定义为员工与销售额之比值，其内涵很容易了解，每位员工所贡献之销售额，通常可视作公司在运用人力资源的效率情形。
　　
　　而在解释变量方面，根据我们的假说发展和过去的研究结果，我们设计了一连串衡量指标。表2归纳了本研究所使用之变量。
　　
　　模型分析与实证结果
　　
　　回归分析：为了测试我们的假说，我们使用追踪数据回归来检验变量。追踪数据的特性为同时具有两种特性--横断面特性与时间序列特性，易于检验不同公司在一段期间的变化程度，对于总体产业来说，易于看出公司的异质性与发展趋势。
　　
　　在设立回归模型之前，我们会先做相关分析，测试数据是否有共线性问题。通过分析发现，我们的研究变量中并没有太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通常探讨生产力在一段期间受影响的变化时，研究者会设立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将劳动资本比设置在解释变量侧（X），生产力指针为反应变量侧（Y），两侧变量取对数之后，将其他解释因子也一起插入解释变量中。我们也延续过去学者的想法，将数据数值取对数之后，放入多变量回归模型当中。
　　
　　变量取对数的好处，除了在解释上会变成相对变动比率的变化和缩减尺度之外，其模型意涵还包含成长率的变动，用于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因素所带来这一段期间公司生产力成长的影响程度。
　　
　　过去有许多文献是以单一面向探究资源基础论、公司竞争理论与制度理论来看待与公司生产力之间的影响，本研究期望整合其理论发展，探讨生产力的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设置多元阶层回归分析，研究个别理论对于生产力的解释能力之后，再分析总合模型是否有更高的解释力。根据以上讨论我们设置阶层回归模型方程式用来测试假说1到4.
　　
　　在追踪数据（panel data）回归模型选定方面，通常会采用固定效果模型或随机效果模型来看其解释程度。我们利用Hausman测试，来检定模型选择。其测试结果卡方值皆显着，则我们采用固定效果模型当作解释模型。此外，为了避免序列相关性太高，造成假性回归，我们也针对部分模型加入自动回归估计式，以修正模型解释错误的可能。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首先看到控制变量中的公司规模和劳动资本比和公司生产力在各个模型中皆有显着关系，而且都符合过去学者的研究发现，可以说，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这两项变量也支持了预期想法，验证改善公司规模大小和资本投入程度的确可影响生产力的改进。
　　
　　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类的变量中，只有在模型3与模型5中有显着关系，可说是部分支持假说1a、假说1b与假说1e,当期海外投资额越多，同期的生产力就越能提升。但是受投资地区的影响，投资发达国家会造成母国生产力下降。也会因受产业特性影响，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造成生产力下降。
　　
　　从资源基础论的变量来看，员工素质越高，的确能改善生产力的提升，也支持了假说2a.但从不支持假说2b来看，投入越高的营运成本反而能让生产力上升。
　　
　　而从公司竞争理论的变数，产业家数和市占率两项变量和生产力皆有显着正向关系来说，支持了假说3,也说明了对于改善生产力检视产业环境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
　　
　　从制度理论来说，似乎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公司的生产力影响的解释能力不太强。也许政府政策只受惠于国内公司。我们的结果中只有部分不支持假说4b,也就是说公司受国家控制力越强，反而会使生产力下降，此结果和过去学者研究中国公司国家持股与生产力的结果相同。
　　
　　结论
　　
　　从我们的实证结果来看，公司规模和劳动资本比在各个模型中都有显着对于生产力的影响，和过去学者所发现公司在扩大规模到一定程度时，会有不效率情形发生（Baker & Cullen,1993），我们的结果支持此一论点。而当每位员工所可用资本增加时，公司可能因为新技术或新设备的投入而让单位员工生产力提升，这也是可预期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建议中国公司应积极使企业小型化，层级减少，信息得以流通以期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应多增加资本用于新设备的增加与生产环境的改善，使员工可以在安全安心的环境下工作，提高生产力。
　　
　　而在对外直接投资因素之中，我们发现，提升海外投资的额度能够促进生产力。但是受到投资地区和产业特性的影响，使得正向效果转为负向。这里并不是建议不要到外国投资，而是说，由于到外国投资地区和中国本土之间在文化特性或是产业条件上有所差异，会造成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或是技术转移不完全，从而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期望中国公司致力于改善公司内部的管理技巧、组织学习，以使外国新技术能够移转至母国。
　　
　　同时，我们的实证结果也表明，有效提升员工教育程度可使员工生产力提升。公司应积极使员工多参与教育训练或是自我进修，使得素质提高，有效将知识运用在工作当中，也可使得员工成长。公司多投入营运成本，用于日常环境的改善，亦可以使生产力上升。
　　
　　而产业间的竞争程度与公司所在产业的市占率，对于生产力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公司在制定生产力相关策略时，须检视产业中的竞争程度高不高，能否利用产业中的网络来提升竞争力。而政府也应该鼓励与积极推动良性竞争，避免部分公司相互勾结影响市场竞争程度。
　　
　　国有企业在社会角色上可能不是以绩效导向的目标出现，而可能是以政策导向的结果在营运。比如说解决失业问题、稀有资源的掌握等等。建议政府应让国有企业回归绩效导向，和其他企业公平竞争，渐渐脱离政府的保护，在营运方面才能增加员工产出，有效提升绩效。